今年5月，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水岸码头的明星项目Quayside在挣扎许久后，终于还是被谷歌旗下的SidewalkLabs宣布放弃。
相关声明中，SidewalkLabsCEODanDoctoroff表示，因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导致Quayside的财务无力负担起核心计划。
这边是谷歌计划投入13亿美元的明星项目破产。而另一边，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却更加如火如荼。
世界智慧城市大会上，中国的三座城市囊获大奖，其中上海荣获“世界智慧城市大奖”，深圳以科技赋能城市精细治理荣获“全球使能技术大奖”，佛山市南海区荣获中国区“经济大奖”。
根据德勤对全球智慧城市在建数量统计，中国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火热的国家，试点数量占比达到了48%。发生在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意味着全球信息化时代新一波变革中，中国有机会成为引领者。
狂潮之中，有清醒者指出当下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进入了深水区。纵观整体发展，不乏理论方法滞后于实践、过度追求阶段性成果、自研技术储备不足等具有隐患的问题。
深水之下，谁能率先浮出水面？
Quayside背后智慧城市的困境
截至年末，我国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高达60.6%。工业革命之后，城市早已成为人类经济和文明的原动力。
在中国，工业增加值的6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因此，城市信息化不仅事关城市治理，更引领着国家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
在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数字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三个阶段。年1月，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城市”的概念引发了全球多个城市的参与和投入，其中尤以中国最为热切。据联合国统计，我国大约有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是世界上试点数最多的国家，而国内城市中，深圳在年就提出了“打造智慧深圳”的概念。
《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中曾指出：“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智慧城市涉及的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是典型的交叉学科。”
不仅是多个学科交叉，智慧城市涉及的核心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人才、资金、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但如果智慧城市需要的仅仅是技术+研究理论，谷歌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水岸码头的Quayside，最初的设想已经足够完美。
Quayside的提案中，城市被想象为一个三层结构。底层是隧道网络，中间层是一个公共领域，承载人车流动和建筑物等设施，顶层则是指挥底层与中间层的数字层。
但最令大众痴迷的是这个城市以乐高的方式进行组合，所有建筑都将是模块化的，无论是住宅还是交通设施都可以重组和变幻。再加上大量机器人的应用，自动驾驶、自动感应类的产品大量应用，Quayside原本承载了人类对未来城市的终极幻想。
但Quayside的破产，充分证明智慧城市的建设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其建设理念、阶段、对技术的把控，必须符合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城市本身的建设水平、及其主体用户（城市居民）的需求。
（多伦多）
谁是智慧之城
相比谷歌这类以尖端技术直接绘制智慧城市终极形态的科技公司，国内主流科技公司更多是在依据城市管理者、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居民的具体需求设计智慧城市的架构。
年，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编撰的《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出台，他们设计了智慧城市由物联感知层、网络通信层、计算与存储层、数据及服务融合层、智慧应用层五个横向层次和安全保障体系、运维管理体系、建设管理体系三个纵向层次组成的支撑体系。
其中五个横向层次要素可以归纳为“感传知用”。所谓“感传知用”，以人体来举例就是，获取城市各种数据的“眼睛”；传输网络通信信号的“脉络”；计算、储存和分析数据的“大脑”以及应用层的“四肢”。
目前国内主流智慧城市供应商，如腾讯的WeCity、阿里的ET城市大脑、百度的城市大脑以及华为的智能体解决方案，都是按照《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的架构进行搭建的。
但由于各家科技公司的技术基础以及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不同，最终产出的结果上又各有侧重。在近两年的智慧城市标的争夺战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案。
目前，在众多标的中，华为系中标11个项目，中标金额38亿；腾讯系中标33个项目，中标金额35亿；阿里系中标68个项目，中标金额23亿；百度系中标1个项目，中标金额1.4亿；其中19个项目采用了联合体投标。
细看几家的方案，腾讯WeCity未来城市侧重“感知”。这是由于腾讯具有在2C领域的天然优势，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