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科 https://m.39.net/disease/a_5972953.html引言
19世纪末，以雇主和生产者身份出现的工业经济首次超越了农业经济，这一过程也引发了有关德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激烈讨论。德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农业国家”的状态，以避免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工业化举措对生活条件（城市化）、人口增长（出生率下降）和社会变革（无产阶级化）产生的影响就一定是正面而积极的吗？迈向“工业国家”的过渡过程是否恰恰通过社会（和政治）变革以及物质进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为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开辟了道路？
后工业时代
在公众讨论中，相对于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疑虑和担忧占了上风，当时的论调令人惊愕，不仅成为20世纪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讨论的前导，也为21世纪初的“全球化恐慌”做出了预言。
事实上，德国经济行业结构的发展并未给经济政策的选择留有空间和余地。农业利益代表在联邦和各州中的强势地位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萎缩丝毫不相称。不论是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还是农业利益代表都无法左右德国农业的发展趋势，就连纳粹政权的再农业化主张也不能改变农业衰落的事实。
与此相反，20世纪德国历史的其他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带来比30年代纳粹统治时期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为彻底的结构转型。有违常理的一点是，通过减少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牺牲，世界经济危机后重建期的经济迅猛增长减轻了人们对工业社会认同的压力，而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增长的趋缓却使在帝国时代就已意识到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严峻。
第三帝国时期的“强力现代化”（达伦道夫）为战后德国社会找到了新的身份定位，它更倾向于忽略或排挤工业领域自19世纪末以来构成非物质生产新经济的发展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又具有一定的错时性特征。
实际上，不仅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行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也得到大大提高，年时甚至还超过了战前水平。年，西德工业经济更是得到进一步扩张：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比重高达49%。对生产结构进行国际对比后，联邦德国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工业化导向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更别提日本和美国了。
从其对价值创造做出的贡献来看，德国工业的表现则更为出色，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具备了“工业化”特征。而在这一发展背后，经济结构－包括工业结构本身－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发展潜力停滞影响着工业领域变革的加速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西德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就业人员从生产率较低的行业领域（例如农业）向较高领域（例如工业）的转移和过渡，直到60年代初才显现出来。
-年，近1/6的生产率进步都源于这一结构效应。此后，这一比例便开始下降，源于经济领域迁移效应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自年起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与整体生产率进步相比，它已不值一提。
从各行业的生产率差别来看，同年一样，年的整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行业内就业结构的变革得到提高，而战争末期的劳动力背井离乡与就业岗位和资质结构相脱节的现象已经基本消除。
结构转型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平静的方式，第一产业在整体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模式。50年代期间，农业领域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农业从业者的外流进程比以往一百年间的平均速度快了三倍。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农业领域的就业比重以相同速率下降。
此后，战争与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发展趋势逐渐削弱了工业与服务业对农业外流人员的吸纳能力，农业人口向城市外流的现象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从长远来看，50年代第一产业增速的急剧下降应归咎于以下因素：即行业结构发展进程中的结构转型。直到60年代初，农业领域的发展趋势才重回正轨。
19世纪中期，农业领域从业人员比重超过了50%，60年代的比重为13.3%，到年仅剩2.4%，到年继续下降为1.3%。在德国，结构转型有利于工业领域的发展，而在其他拥有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例如美国，则已经开始出现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新突破。
年，美国第三产业比重为58.2%，明显高于工业比重。而西德的工业比重为54.4%，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9.9%。由此可见，西德的经济复兴战略将工业扩张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和年经济崩溃后遗留下来的潜力储备。
60年代，工业比重的增长出现停滞。70年代以来，工业领域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其中，前五年期间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后五年，这一点与十年间经济增长的整体节奏是完全吻合的。-年，工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减少了万。到德国重新统一，又减少了近87万。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就业岗位的“结构性”损失。
与早期的景气上升阶段不同，年以来，西德工业领域从业人员的数量就没再增长，德国工业的许多行业都面临着需求增长趋缓或停滞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其工业生产率却还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因此，德国工业的整体效率在危机四伏的70年代还上升了超过40%，而且今天其年均增长率仍然约3%。
自重建期结束－即60年代中期－以来，类似于之前在农业领域的情况，如何有效吸收工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截至年，在第二产业内部下滑的就业率得到了加工工业的弥补，而能源工业则从50年代中期起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建筑行业自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就连加工工业也从70年代开始遭遇了就业率不断下降的问题。90年代期间，新联邦州的工业发展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尽管建筑行业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服务业社会还是工业的第三产业化？
70年代以后，结构转型主要在工业和第三产业领域之间进行，但其中仅有服务业的就业率不断提升。直到年，其新增的就业岗位还能弥补其他行业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就业问题。第三产业内部，新的就业岗位大多来自国家或其他一些服务业领域。
前者包括了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后者则囊括了餐饮住宿、房屋租赁、科学、教育、艺术和出版，自由职业服务业、洗衣店、美容美发和非营利性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与此同时，银行与保险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岗位。而贸易与交通运输业自60年代以来对就业率增长的贡献则几近为零。
其他类型的服务业和家政服务则逐渐开始崭露头角。80年代国家创造工作以满足对国家服务需求的潜力已经用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类似，德国的服务业成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领军行业。70年代以后，它也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变。
事实上，工业化进程中也伴随着“第三产业革命”，而这也是时常被人们所忽略的一点。最初，第三产业只能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业发展阴影下默默成长。尽管如此，第三产业扩张所经历的时间却和工业化本身几乎同步。
原始的服务业包括贸易、金融和交通运输业，随着物质生产的扩张，它们的发展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19世纪末，科技进步也推动了工业生产领域的合理化变革，其中，化工与电子业－从兴起到繁荣的大部分过程都是在德国完成的－尤其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无形资产作支撑。从那以后，整个工业领域的第三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生产进程中的核心产业。
还需一提的是，数据统计上工业与服务业的界限也在经济实践中基本失去了意义。“二战”结束后，第三产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力中发挥着越来越的核心作用，因为第三产业不可能通过大量资本投入来节约劳动，其生产率受其特征限制明显低于农业和工业的水平，但这一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服务行业，比如银行业的近期发展就是一个例外。
但是对于整个第三产业来说，这种关系却是千真万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产业的需求和需求结构不断变化，而工业品需求则呈现出停滞状态。食品与奢侈品在消费中比重的绝对下滑已是众人皆知（恩格尔定律）。社会对家具、家用电器、衣帽服饰等消费品支出比重的下降则是战后时期的一种典型现象，一些使用寿命较长的消费品需求的下降则从70年代才开始。
与其他工业国相比，“二战”后西德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罗斯托）的时间相对要晚得多，其中工业消费品的赶超需求最先得到满足。生产结构的发展趋势表明，德国第三产业商品和服务的大众消费需求仍落后于其他工业国。
当时的美国已成功将标准化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原则转用到服务行业，以加盟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模式已覆盖运用到快餐店、国际连锁酒店和全球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国家对第三产业产品－例如教育－采取无偿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供应策略后，其相比工业商品而言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由此大众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只要第三产业的产品供应一直遵循上述发展轨迹，服务业就能弥补工业领域合理化效应后出现的岗位损失。然而，年以后，服务业的扩张速度开始减缓，“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出现又在所难免。
第三产业出现供应缺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头号供货商的国家在第三产业领域扮演的角色，第三产业只能在很小部分上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劳动力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补偿功能，只有在“其他服务业”领域对于需求发展趋势的调整和适应才具有普遍性。
而国家层面则截然相反，它通常以政治决定的方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联邦德国，国家的经济比重虽明显超过了统计上归于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的社会产值近7%，却远远低于私人服务业的产值（21%）。
总的说来，国有第三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不同层面政府的财政预算状况。年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面临这一两难境地。向第三产业的结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服务业的扩张又能为德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尽管如此，这个构想却越来越失去其内容实质和解释价值。
在工业领域内部也充斥着第三产的产品和服务，它为德国生产体制赋予了新的价值创造形式，即实现了物质与非物质生产进程的共生结合。对于这种新型经济，以往的行业结构界限已不再适用。
物质生产是区分工业与第三产业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此，如今在德国，“工业”概念背后隐藏着比物质生产更为丰富的内容。传统新工业的创新潜力在20世纪进程中已扩散到整个经济，并创造了后工业时代的新型产业模式－新经济。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德国经济的世界市场导向和科学化的生产原则。显然，这种新经济形式表现在非物质价值创造的比重不断提升。其实，早在60年代，某些新兴工业领域中的这一比重就达到了2/3，而如今在大多数行业更是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值。
结语
此时，从业人员的就业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90年代德国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员比重超过了75%。为了适应这一新型联合生产模式，德国必须对三大产业的界限进行重新划分，使其能够准确地说明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