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就业会对日本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产生什么影响？——日本女性就业在影响着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经济结构。日本女性就业主要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三方面影响着日本的经济结构。
一、日本女性就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日本女性就业与产业结构相辅相成的关系尤为明显。首先日本女性作为劳动力要素影响着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女性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贡献了劳动力资源，三大产业产值的比例变换也在改变着女性的就业结构。日本20世纪60年代第二、三产业比重反超第一产业，女性就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女性劳动力的流动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
第一产业女性就业者人数除年之外，一直呈下降态势，日本第一产业多数年份产值萎缩所以多数女性就业弹性系数为正，产值萎缩会加速劳动力流出，劳动力流出又会引起产值萎缩；年之前第二产业女性就业弹性系数出现较多负值，随后情况有所好转，年以来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呈上升态势，第二产业女性就业数量也在增加，尤其制造业回流带动了女性就业；
第三产业女性就业数量一直呈上升态势，其女性就业弹性系数也多为正，只有5年出现负值，其余20年均为正值，所以第三产业拉动女性就业，女性就业推动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循环在日本较成熟。其次女性就业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家庭需求升级，根据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观点，家庭需求升级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导致行业产品自我优化与多样化。
家庭需求的多样化使得企业不得不开发新产品来填充市场，例如女性就业的发展深化了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的矛盾，为了缓解矛盾，家庭需要更便利省时的家用电器，这进一步催生了家用电器的产品技术更迭与升级；同理，日本女性就业也刺激了保育服务行业的发展，双职工家庭的育儿负担较重，随着日本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家庭内劳动市场化，政府为了扶持女性就业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开始增加育儿机构的数量，提升其质量，这又创造了很多岗位来吸纳日本女性。
二、日本女性就业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日本女性就业状况不断变化发展，但有的趋势一直未变，从就业结构来看，首先女性就业加剧了雇佣非正式化现象，随着女性就业数量增加，大部分女性以非正式雇佣身份进入职场，论述已较为详尽所以不再赘述；其次女性多选择进入中小规模企业，这也与雇佣的非正式化有关，因为大企业仍以终身雇佣制为主，非正式雇佣多发生在中小企业；再次是日本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较严重。
从行业男女比例来观察水平隔离情况，男女比例失调较严重的行业为渔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电气和热力以及水供应业、通信情报业、交通运输业、学术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餐饮食宿服务业、医疗福利行业。以上行业中女性较多的行业为餐饮食宿服务业与医疗福利行业，其他行业女性与男性数量差距较大。
除了生理因素差异，例如采矿业与建筑业更容易吸收体力较好的男性之外，传统的性别分工意识让许多行业与职业存在隐形的“壁垒”，例如交通运输业女性较少是因为部分人对女性驾驶与搬运能力存在偏见，医疗福利行业男性较少是因为人们对于男护士与男护工存在偏见。教育行业也存在一定的壁垒，以教师这个职业为例，学生群体越年轻，老师中女性的比例越高，幼师基本都是女性，小学老师也是女性居多，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初高中男性教师比例开始增多，大学阶段达到顶值。
日本全行业两性职业分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并存的情况，办事员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办事员细分中有会计人员，女性会计人员数量将近为男性的3倍。服务人员中女性数量也为男性的两倍有余，其中护理服务专业人员与生活卫生服务人员都是女性居多，男性较少。除水平隔离之外，垂直隔离现象也非常明显，男性管理人员数量为万人左右，而女性管理人员数量只有十几万，相差悬殊。女性从事服务业的情况居多，这也与配偶优待制度与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有关。
三、日本女性就业对分配结构的影响
（一）逆补助情况加重
两制度通过再分配过程对于主内的女性进行经济补偿，但是经济补偿的前提是婚姻，两制度在维持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保与税收制度本应该持中立态度，但日本政府将性别不平等进行了制度化，两制度文字上规定，成为被抚养者的人可以是丈夫或者妻子，但在传统思想下被抚养者多为妻子。此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是高收入单职工家庭，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女性从事补贴性工作，以非正式雇佣身份进入职场，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控制收入为家庭避税。
配偶相关制度的逆补助方向是低收入双职工家庭向高收入单职工家庭进行补助。许多双职工家庭收入不及单职工家庭高，但双方都为正式雇佣者，且年收入超过万，家庭没有税收减免，双职工家庭缴纳的税费通过再分配回流到高收入单职工家庭，逆补助现象发生，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女性创造更多价值，尤其再回归职场的女性可以增加工作时间，多获得47万日元的年收入，然而这进一步缩小了女性正式与非正式雇佣的收入差距，变相鼓励已婚女性成为非正式雇佣者，此举会加剧逆补助现象，尤其单身人士在再分配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从配偶关系角度来看，许多初入职场的女性，收入刚超过纳税交保的门槛，没有税额的减免，独立缴纳保险金，所缴的税费以及保险金会流向单职工高收入家庭的被抚养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两性工资差距逐渐缩小
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就在宪法内规定了两性同工同酬，但日本两性收入差距之大一度成为世界之最。两性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较多，男尊女卑思想、“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意识是最主要的原因，男性是赚钱的主力军，女性专职于家庭，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是次级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是不同的。
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大企业组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其易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边际产品价值不决定雇员的工资，对工资起决定影响的是该雇员在企业当中的地位，这类似于日本大企业以前极其盛行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大企业组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其易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边际产品价值不决定雇员的工资，对工资其决定影响的是该雇员在企业当中的地位，这类似于日本大企业以前极其盛行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次级市场的雇主由众多中小企业组成，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全球首屈一指，存在着庞大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次级市场不易形成内部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着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低于主要劳动力市场。
日本女性多集中在中小企业也就是次级劳动力市场，整体雇佣稳定性与薪资福利待遇水平一直低于集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男性。而除了劳动力市场分割之外，垂直方向的职业性别隔离也导致了两性工资水平的差距，日本女性即使进入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也集中于公司底层，明显看出男性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数量高于女性，偏见让日本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回报比大于男性，在晋升通道上日本男性较女性通畅，日本女性易被排挤在决策层外部，无法进入到公司核心区域。
（三）女性就业缓解日本女性贫困问题
研究表明日本单亲妈妈与老年女性的贫困具有继承性特点。年日本学者阿部彩的一项研究表明日本女性在30岁以后贫困问题逐渐出现高于男性的趋势，65岁以后贫困率上升速度加快并在70岁进入贫困高峰期。阶级固化让日本部分年轻女性深陷贫困的泥沼，原生家庭无法供养年轻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
许多依靠自身努力进入大学学习的底层女性试图改变命运，而毕业之后又面临高昂助学贷款的还款压力。日本老年女性的贫困化问题也较突出，日本女性就业持续性差，结婚离职现象极其严重，再回归就业以非正式雇佣为主，收入大不如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保制度鼓励女性依靠男性生存，结婚之后女性失去独立投保资格，晚年需要依靠丈夫的养老金度日，然而日本女性平均寿命较长，健康状况优于男性，所以众多老年独居女性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解决贫困问题应先从初次分配下手。首先日本政府积极引导年轻女性就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毕业生就业相关资料显示，女性就业意愿与就业内定率近年来都有所增加，女性就业内定率基本维持在了90%以上，大学毕业女性较短大毕业女性的就业情况相对较好，但总体来看疫情之前刚毕业女性就业情况整体较好，解决毕业生就业能有效缓解青年贫困问题。其次日本政府也在扶持单亲母亲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