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制下对于三次产业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结果，印证了将中国经济背景进行划分后再观察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必要性。除了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方法将经济背景按照上行与下行划分外，考虑到中国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定义，总量型货币政策除了在不同经济背景下对三次产业增加值会产生不同的调控结果外，很可能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等不同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为此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划分的中国内陆八大经济区，对数量型与价格型在不同经济背景下对三次产业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在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划分的中国经济下行阶段，数量型货币政策正向冲击主要引起不同经济区三次产业正向反应，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正向冲击则主要引起不同经济区三次产业负向反应，说明提高广义货币供应量供给，三次产业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注入，通常会正向波动；
而提高利率则意味着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紧缩，会抑制企业贷款活力，间接导致三次产业增加值负向波动，这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作用于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所获的结论一致。这意味着提高货币供应量将导致东北综合经济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减少。
这源于东北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重工业基地，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完善，第三产业吸收了更多增发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从东北综合经济区受到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标准差也能够看出，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说明第三产业承受了更多货币政策冲击带来的波动。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与东北综合经济区受到总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表现出的结果有一定不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第一、第二产业对正向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表现出正向反应，第三产业则表现出负向反应。意味着在经济下行区间总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引导资金进入并发展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能力较弱，这种差异与经济区之间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面对总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其三次产业均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反应，且正向反应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标准差的结果同样显示，第三产业的标准差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对于南部沿海经济区而言，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南部沿海经济区的三次产业均受到数量型货币政策变动影响后正向反应，同时反应幅度明显高于中国其他经济区，这源于南部沿海经济区良好的经营环境与要素资源。
在经济承受下行压力时，投资者与消费者均倾向于采用更保守的策略，对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也多持谨慎态度，此时基础设施资源丰沛、营商环境良好、经济最富活力的南部沿海经济区在面对同样规模的总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时，自然能够承接更多资金流入，进而正向反应更大。
同时注意到，南部沿海经济区的第三产业响应幅度也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说明相对于工业和农业，服务业的特点为资本密集型，因而对货币增发也更加敏感。从南部沿海经济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标准差也可以得出与其他经济区相似的结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区的第三产业影响产生的波动更大。
黄河中游经济区受数量型币政策的影响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类似，也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正向波动，第三产业负向波动且波动幅度高于另外两个产业。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第一产业在经济下行阶段受到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受到负面影响，意味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一样，在经济下行时期难以很好的承接扩张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资本流入。
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相对于其他经济区而言发达程度较低，表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这两个经济区的影响幅度也较小，但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面对总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时，表现出的反映趋势与其他经济区类似，即第三产业反应幅度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的标准差也大于其余两个行业。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阶段对中国八大经济区的影响结果，具体到不同经济区时响应幅度与方向存在实质性差别，同时也具有一些一致性特征。例如在所有经济区中第三产业相比于其他产业都表现得更加敏感，且波动性更强，这意味着相对于农业和工业服务业集中的大量资本对货币供应量更敏感，同样幅度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将导致要素禀赋在不同经济区、不同产业间不均匀流动。
进一步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阶段对于八大经济区的影响，可以发现所有经济区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均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表现为负向反应，即利率提高将广泛影响不同经济区的投资热情，造成三次产业增加值减少。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七个经济区。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与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得响应幅度由大到小均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南部沿海经济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同样相当敏感，表现为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响应幅度和标准差明显大于其他经济区。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响应结果与东部、北部综合经济区类似，大西南和大西北经济区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这两个经济区的冲击反应结论相似，即由于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反应幅度较小，但趋势仍然为第三产业的响应幅度与标准差均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
综上，在中国经济下行阶段总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对不同经济区的三次产业产生负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幅度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同时对第三产业造成的波动也高于其余两个产业，并且价格型货币政策造成的影响要高于同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区三次产业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区三次产业的影响。
说明当经济处于不同区制时，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将造成不同经济区产业增加值提高，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可能抑制产业增加值提升这一主要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深入分析各个不同经济区在经济上行阶段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的响应，可以发现东北综合经济区对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响应表现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正向波动，经济上行阶段东北综合经济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响应相比经济下行阶段幅度较小，同时较为平缓。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在经济上行阶段的第一、第二产业对正向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表现出正向反应，第三产业表现出负向反应，与经济下行阶段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响应模式类似。南部沿海经济区反应幅度高于其他七个经济区，说明南部沿海经济区能够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这一特点并未因为宏观经济背景变化而发生改变。
黄河中游经济区受数量型币政策的影响表现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正向波动，对比可以发现在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业三次产业产生正向反应的几率增加。在经济上行阶段市场信心恢复，投资与消费比经济下行阶段更加大胆，增发的货币更容易流入三次产业，进而造成三次产业增加值正向反应。
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与经济下行阶段的表现类似，由于相对于其他经济区相对滞后的发展现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其影响幅度也较小，同时大西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表现出的反映趋势与其他经济区类似。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与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与经济下行阶段类似，除了幅度稍小，响应幅度由大到小排列依然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南部沿海经济区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值虽然比经济下行阶段小，但仍然大于其他经济区。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响应结果同样在响应幅度和标准差上略小于经济下行阶段，但总体响应趋势不变。大西南和大西北经济区对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这两个经济区的冲击反应结论相似，大西南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反应幅度较小，且第三产业的响应幅度与标准差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