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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多的学者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角度解释劳动力短缺问题，却对一定的禀赋条件下*府行为对流动人口究竟会产生何种作用鲜有研究。在中国财*分权的激励（Jin等,）[1]以及“晋升锦标赛”模式下（周黎安，）[2]，地方*府拥有较为集中的决策权和任免权。当某地区出现“用工荒”，或者经济基础更好的地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时，其他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府也可能紧随其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尽管该地区现有产业仍具有比较优势，并不具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客观上，地方*府“晋升锦标赛”机制会导致不同地区的*府*策的趋同性。
图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府“转型”*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年到年各卷整理所得。
图1为年至年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代表性城市地方*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策趋势拟合图。该图显示，东部地区*府在推动转型升级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平稳而缓慢的增长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府在转型升级的*策意图方面表现出了更强劲的上升趋势。观察发现，地方*府，尤其是同级别、体量相当的地方*府或城市具有晋升竞标赛的特征。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府往往通过偏离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本文采用了全国55个城市至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策的调整或变化最终将影响到劳动人口在不同地区或城市间的流入与流出。当第二产业在某个地区具有比较优势时，如果地方*府因推动产业升级而背离产业优势扩张的规律，那就势必会把劳动力从该产业乃至该地区挤出，尽管这些被挤出的劳动力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匹配的报酬。而且，理论上和实践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将使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这暗含着，一般情况下，如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偏离了比较优势，则不仅导致劳动力被挤出某地区，而且也意味着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产业*策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数量和规模而影响人口迁移的方向，这也意味着偏离比较优势的*策将不合时宜地导致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要素市场配置质量的下降。研究还发现，金融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府*策的消极影响，因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撑，如果金融机构能够适时地提供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流动性，则客观上又会导致新的劳动人口进入更新的产业，从而抵消偏离比较优势造成的劳动力的流失。但市场化进程（或水平）却无法灵活、及时地调节*府*策以补偿*策偏离比较优势导致的劳动力的净流出，这说明市场并不总是和*府*策处在一种天然的彼此调适的状态。此外，*府有关产业转型的*策还会对就业结构、*府税收、固定资产等产生实质影响。
一、机制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当产业结构符合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时，能够加快实现资本的积累以及在产业阶梯上的爬升。该理论同时认为，“有为”*府对于推动产业以最优路径发展应当起重要作用，这也为*府参与地方的产业调整与发展规划、使之与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相符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由于比较禀赋优势决定产业结构，*策设计就必须从禀赋优势出发来选择产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禀赋是动态变化的，随着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技术在不断积累、发展，就决定了产业结构亦内生地发生变化，那么中央、省、市*府就要因应此种前提或者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其*策。但问题在于当*府无法做到信息完全时，这种介入的有效性与否是一种后验事件，反而可能导致拥有较高行*权力的地方*府推行不符合当地比较禀赋优势的产业*策，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经验表明，中央*府的*策具有一般性与普遍性，因为中央*府的*策反映的是对全国经济走势的战略判断，展示的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趋势。给定中央*府*策，理性的地方*府应把中央*府的战略性规划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找到一条尽可能有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可行方案。但是，锦标赛晋升机制导致地方*府倾向于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解读并实施中央*府*策，其结果，即使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地方*府所出台的具体*策仍然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实际上，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各有特点，差异很大，实施趋同性*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策在不同地区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趋同的产业*策如与本地资源禀赋条件一致，将有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趋同的产业*策如与本地资源禀赋条件不一致，将违背比较优势发挥，并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如果趋同性产业*策完全违背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则此产业*策将是反比较优势的，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理想的增长模式是因地制宜地选择与资源禀赋相吻合的产业*策。目前总的趋势是中央*府在最近几年的*府工作报告中所反复宣示的产业升级，并出台了相关*策。但是，中央*府的基本*策在与各省区、各城市结合的时候会因为锦标赛机制而被误读或扭曲，故形成了三种*策路线：其一是合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策；其二是落后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策；其三是超越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策。后两种均会导致产业升级的低效率。本文即是研究这些问题，以获得一般性分析框架和相关的经验实证。
本文认为：长期来看，任何产业都不可能保持劳动力份额不变而实现持续扩张，原因在于，产业扩张将诱致更多的劳动投入，同时，产业扩张还导致服务该产业的其他产业的扩张，从而将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到这些产业所在的地区或城市。一般来说，长期经济增长会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先是量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质的变化。中央*府会持续地追踪并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floating）。由于*府没有发布历年来各城市流动人口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以下方法估算各年度各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
流动人口（floating）=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常住人口的定义，该指标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由于我国实施城乡户籍制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受到一定的制度性限制，中低技能的外来劳动力若想在某城市就业，只能在没有就业地户口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与普通市民不同，流动人口享受不到与户口有关的市民待遇。因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一个城市外来就业人口的数量。当这一数值为正时，表明外来人口净流入，比如上海作为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核心城市，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达到.7万人；当常住人口减户籍人口为负数时，表明存在户籍人口净外流的现象。和上海一样同属直辖市的重庆在年户籍人口净外流数量达到.7万人。在地区或城市相互比较的含义上，流动人口大致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迁移的趋势和规模（数量），本文将利用该指标考察*府产业*策对城市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分布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流动人口中，可能存在一部分群体已经不具有流动性。但由于回归主要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府*策（policy）。本文统计了年至年样本城市的*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转型”一词的次数，采用这一数据作为*府*策意图和*策实践的代理变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府工作报告是各级*府在每年“两会”上向大会主席团、与会人大代表和*协委员所发布的报告。报告一般在年初发布，主要包括对上一年度的*府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和展望。相比其他*府文件，*府工作报告能够更全面、客观、重点突出地反映*府工作重心。同样，*府工作报告也能够反映短期内地方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对于未来经济发展也会提出全面的、具有指导性的思路、方针和*策。
应当强调的是，本文用“*策关键词”在*府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来表示*府的*策取向和*策实践，有*治经济学含义的理论依据。因为*府工作报告中对*策关键词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针对性的。无数事实和数据足可证实*府工作报告里的施*方针、反复宣示的*策愿景无一不是对*策实践的纲领性的指导意见。翻检历年*府工作报告，从开始的承包制，到后来的内需驱动，再到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一直到最近五六年的供给侧改革，还有近两年的产业升级，*府工作报告不仅指出了施*的方向与重点，并且的的确确将这些措施付诸实践。因此，*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及其出现频度不仅与*策取向和*策实践有关，而且它们在*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频度反映了*府的决策意志和*府的“*策范式”。又如，假定产业升级、转型不是*府工作的重点，或者不是*策制订者主观感受里的重点，这些*策性词汇就不可能在*府工作报告中（被）屡次提及，即使提及了也不可能如此频繁，因为*府的工作报告是一种强烈信号，它显示的是*府的*策偏好和行动纲领，更是*府的*策实践和走向，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明明要做出某种特定的*策选择，却在报告里鲜有提及；明明不是*府的*策选项，却不断地在报告中加以强调，这势必造成一种混乱的*策信号，使公众产生错误的*策预期，显然这是不利于*府的正常运作的，相反却可能使*府失信于公众，导致信用危机。中国*府的日常运行和*策实践证明了作者的观察和基于这种观察的“变量选择”是有*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的。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当要素驱动难以为继的时候，人们必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结果，*府在*策上就选择更合乎实际需求的供给侧改革来替代原来的要素驱动*策；当人们发现原来的产业结构不再能释放更多的增长潜能的时候，产业升级转型就成为*府的备择方案，并且适时地把它转化成*策实践。
第二，在我们看来，*府是极其复杂的“行动者”，即使因为各种现实因素相互作用而确定了*策取向，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权衡，加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有的地区在*策实施上走得更远些，有的地区在*策实施上可能趋于保守，但基本的趋势却是一致的。原因很简单，任何阶段选择什么*策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严格讲，与各地区的比较资源禀赋或比较产业优势有关。另一方面，鉴于现实中的*治经济的体制特征，不同地区的*府处在某种晋升锦标赛的特定状态，会使某些地区的*府领导可能出于强烈的晋升动机而不断地强化某种*策，尽管强化的结果违背了地区比较优势，超越了本来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另一些地区的*府领导则因为风险规避尽可能地亦步亦趋，使得该地区的*策实践总是落后于既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同一种*策实践，不同地区的实施力度、着力点，以及*策实施效果亦是不同的，而这恰恰是本文所要面对和解释的，也恰恰是本文研究和分析的价值所在。
第三，地方*府工作报告是地方*府阶段性工作重点的集中体现。无论是新闻评论或是*策解读，都不乏以“改革”“创新”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表示或测度*府的*策取向、决策意志和施*实践，前后贯穿，浑然一体。在学术研究中，这种基于工作报告文本分析的量化方法也具有普遍性。宋凌云、王贤彬（）将*府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及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产业*策分析[4]；黎文靖和郑曼妮（）通过产业*策报告中“发展”“鼓励”“调整”等字眼识别或甄别受激励行业[5]。王印红和李萌竹（）对30个省市的份*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以特定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分析*府生态环境治理的规律[6]。吴璟等（）同样在对*府工作报告文本挖掘与关键词选择的基础上量化*府的住房市场干预倾向[7]。这些研究表明了*府工作报告或文件并不是“喊口号”式的“词句堆砌”，而是通过精准的遣词用句明确传达*府的*策意图和施*方案。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以“转型”等关键词在*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为指标衡量*府推动经济、产业转型的*策意图、*策决心和*策实践。对这一指标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时间趋势分析后发现，无论是反映地方*府“转型”*策取向、意图、决心和实施力度的系数还是这些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中西部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里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且中西部地区的这一*策意图和实施力度在年后表现得更为强烈（参见表1）。显然，表1和图1从不同侧面阐释了产业*策实施的地区差异性。
表1东西部地区*府“转型”*策的时间趋势分析*策趋势。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此表数据以年为基期。
为了研究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导致的*府*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本文有必要从产出角度构建基于产业比较优势的测算指数（以下简称产业占优指数）。Balassa()这样来定义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即这些农产品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与这些商品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比重的比率[8]。Hoen和Oosterhaven（）的定义不仅仅局限在农产品，而是扩展到所有产品和产业，即把一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定义为某特定产业的出口值占全国总的出口值的比重与参照国的某特定产业的出口值在参照国的全部出口值的比重的比率（）[9]。Vollrath()[10]和Bojnec()[11]对“O-A定义”略做修改，把分母改成全球所有国家的某特定产业出口值在全球产业的总出口值中的比重，而不仅仅是参照国的比重。这些定义形式有异，本质相同。根据上述定义，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分子分母的两个比重的比率=1，即意味着该国或该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或所要研究的产业）既不具备比较优势，也不具有比较劣势。如果上述比率1，即意味着该产品（或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上述比率1，即意味着该产品（或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Dalum等()[12]、Widodo()[13]以及Lafay()等[14]根据上述定义和各自的研究对象发展出了更多的测度比较优势的算法。
受上述定义启发，设定产业占优指数（industrialindex，以下简称为ii）如下：
某特定产业占优指数（即ii）=当年某特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当年某特定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该指标为某特定产业的产出相对份额与就业相对份额之比，该指数表征的产业结构特征反映了不同地区特定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程度。上述产业指数是两个比重的比率，分子表达的是某特定产业的产值在所有产值变化中的相对权重；分母表达的是某特定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一般情况下，就业份额（占比）的变化取决于某特定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分母的变化可能是正向的，说明该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也可能是反向的，说明该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意味着，产业占优指数隐喻了劳动力的迁移方向和劳动力在产业结构中的分布，因为，某特定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多，其他产业势必更少，反之亦然。对产业占优指数有如下扩展性理解：
其一，可以把产业占优指数改写成基于某特定产业变化的就业（弹性）指数（以下简称就业指数，Employmentindex，ei）如：ei=当年某特定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当年某特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在理论含义和实证含义上，某特定产业的占优指数（以下简称产业指数）和某特定产业变化的就业弹性（指数）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前者可以直观地显示产业的扩张或萎缩，后者则能够直观地表示产业的变化（扩张或萎缩）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提高或减少）的变化。具体来说，就业指数可以比较清楚地显示某特定产业的扩张或萎缩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该指标越高，则相比其他产业，它能吸纳更多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某个特定产业的发展程度或退化程度，也反映了产业间的均衡发展态势。
其二，上述两个指标形式上不一样（互为倒数），但本质上则是一致的。不过，有如下两个判别标准：
以技术手段标准化产业指数并令ii=1，此时，某特定产业增加值占比与该特定产业的就业占比如果相等或接近相等，则我们称此特定产业为理想产业，但此概念只具有理论含义，目的在于提供分析上的参照。如果ii1，则产业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如果ii1，则产业具有劳动偏向型特征。
同样的处理，如果ei1，则产业具有劳动偏向型特征；如果ei1，则产业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
以第二产业为例，在未实施产业调整之前，如果其产业指数较高，表示地方*府的*策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既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偏离了比较优势，也就是偏离了（潜在）最优产业结构，那么*府就应当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分布，使轻工业、重工业等部门的分布与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相符合，如此一来，表示第二产业的产业指数（ii）将下降。
本文要研究的特定产业设定为第二产业，其原因在于*府产业规划与转型*策的落脚点大都集中于第二产业，并通过第二产业的传导与反馈进而对其他产业产生实质性影响。理论上，第二产业如果具有比较优势，会自然地在市场诱导下产生扩张之势。但扩张的趋势不可能导致产业占优指数持续性提高，一则第二产业的扩张会导致更多劳动力进入此产业，二则由第二产业的发展将引致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以此产业占优指数的分子与分母将同时变化，最终会导致该指标数值的下降。例如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显著改善了一、二、三产业ii指数之间的较大差距。因此，在自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府适时调整产业占优指数会实现产业间的基本均衡。
基于上面的理论分析和相关推断，可知本文所选择的产业指数（ii）或就业指数（ei）是含有丰富的并且可经实证检验的*治经济学含义的。为增加本文分析的稳健性，本文还将就业指数（ei）作为解释变量，以校验产业指数或就业指数在劳动力变迁分析中的经济学含义。有必要强调指出，本文将以第二产业作为讨论和分析对象。
除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以外，本文还包含了若干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检验府*策、流动人口与比较优势
（一）实证检验府*策、流动人口与比较优势
我国东西部地区在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给定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府实施同样的或趋同性的产业*策就极有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表3给出了一个简单回归的结果，在第(1)列，将流动人口对*府*策回归发现，转型*策并不影响地区流动人口的数量。接着在第(2)列中，将区分东西部城市的虚拟变量region（东部城市region值为1）与*府*策的交乘项加入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府*策系数显著为负，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同样强度的*府*策在东西部地区对人口流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府转型*策导致了流动人口的减少，而在东部地区则增加了流动人口。该结果证明了东西部地区实施转型*策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效应。
表3东西部差异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
相关的研究发现，在后发省区，由于产业发展不如发达省区成熟，当产业升级的取向为高质量增长时，欠发达省区的*策对劳动力流入的效果就可能为负。对发达省区来说，年左右人口红利到达拐点，此后以高质量发展作为*策着力点，恰好既有力提升了产业质量，延伸了产业链，相关产业在产业链诸环节均得以落实，则*策效果为正。
（二）基准回归模型
以上分析表明，东西部的产业*策对人口迁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应。有待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同样的*策在东部地区引入了流动人口，而在中西部地区却挤出了流动人口。本文认为，由于东西部地区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有着各自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不同地区均会在客观上根据比较禀赋条件来形成并发展各自的产业体系，也因此，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产业分布和产业结构。一般来说，不同的产业结构面对同类*策的引导或“刺激”时，会有不同的响应（反应）机制，最终，同类*策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策效应。本质上，人口流动，尤其劳动力迁移的方向和数量，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分布，总是受制于就业机会的多少和预期收入的高低等因素。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而不是就业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结构会潜在而必然地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匹配比例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作用于*策传导过程从而影响人口在不同地区的流动，进而影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分布。为了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参考现有文献中的模型设计（Rajan和Zingales,[15];Krishnan等,[16];Nunn,[17];*先海和吴屹帆,[18]），本文设计计量模型如下:
floatingit=β0+β1policyit+β2iiit+β3policyit*iiit+λXt+ci+yt+εit
其中floatingit为本文计算的各城市各年度的流动人口，policyit为本文选取的*府*策代理变量，iiit为各城市各年度第二产业占优指数，ci为城市固定效应，yt为年份固定效应，为扰动项。该模型衡量了各因素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本文主要关心交乘项的系数β3，以验证产业*策是否因为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对人口流动产业差异化的影响。由于存在前文提及的*策异质性与*策结构性问题，在计量建模时引入交乘项就是要同时考虑这两者的影响。由于引入了产业占优指数，使本文的分析具有结构视角，可以从产业结构特征入手考察*府*策对劳动力变动的实质影响。实际上对交乘项可以做出更进一步的理解，它等价于构建了一个“*策效应”指标，该指标一方面考虑了*府*策实际的力度大小，另一方面以产业特征结构作为*策变量的权重体现了*策最终能够实现的效应，也就是说，产业*策要作用于特征化的地区产业结构才能够实现其目的。
表4为基准回归结果，为验证结果的稳定性，(1)-(4)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为修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回归使用稳健标准误。表4中第(1)列为不放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宏观统计指标类（人均实际GDP对数、户籍人口数、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指标类（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以及社会就业生活相关指标（职工平均工资对数、年末登记失业人数对数以及CPI指数），回归结果分别在第(2)(3)(4)列给出，同时回归始终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1)-(4)列的结果显示，*府的转型*策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地区比较优势对流动人口也同样有正向拉动作用，但交互项则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这说明第二产业比较优势对于*府*策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当某城市第二产业相对其他产业更具有比较优势时，产业转型升级*策所挤出的流动人口就会更多。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第二产业占优指数越高，越反映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不匹配，实际上是偏离地区禀赋优势的体现。*府*策推动的转型，可能意味着更高效、更环保的生产模式，但更可能意味着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弱化。而这种弱化又与第二产业通过扩张实现产业间均衡的趋势相违背。因此，*策效果的异质性实质上反映的是以违背禀赋优势推动的转型*策所导致的人力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恶化。以上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即如果地方*府*策不能与产业比较优势相适宜，则会人为挤出流动人口。
表4基准回归模型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模型是否稳健，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到各地*府工作报告在写作风格、用词偏好、篇幅长短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单纯地衡量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可能不能完全合理地反映出*府的*策偏好。因此，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转型”一词在*府工作报告的标题中出现的次数。标题可以直接反映*府工作的重心，并且不会受到工作报告篇幅长短的影响。利用该指标（policy2）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表5第(1)列显示。考虑到*府工作报告中可能用不同的表述来传达“转型”的意图，本文进而将用于衡量*府推动转型意图的关键词进行扩充。用*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转型”“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调结构”等词的次数来衡量*府*策（policy3），结果显示在第(2)列。更换*府*策指标的检验结果均稳健。
考虑到样本中包含4个直辖市，直辖市受中央*府直接管辖，拥有明显的*策与资源优势，可能因为*治因素对流动人口形成吸引力。为排除这种*治影响对研究目标的干扰，在第(3)列将4个直辖市从样本中删除进行检验，结果同样稳健。此外，考虑到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可能不是因为*府*策对地方产业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地方户籍制度改革使一部分流动人口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三方面11条具体*策措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意见》出台后，各省市开始先后推进治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是说各省市的户籍改革主要应该发生在年之后，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受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因此，本文删除了年之后的样本观测值并再次进行回归〔第(4)列〕，结果表明排除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产业占优指数仍然对*府的转型*策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后，将ii指数替换为ei指数〔表5第(5)列〕，此时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结果依然与本文的逻辑假说一致。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内生性问题
本小节主要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反向因果性。本文论证了*府*策对于流动人口的影响，但也可能由于*府部门观察到了当前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化，为防止流动人口数量的变化对本市产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府进而对产业*策进行了符合流动人口规模变化的调整。因此，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实际上可能是流动人口对*府*策的反向影响。第二，模型存在测量误差。也就是说，文中所使用的代理变量可能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府*策导向和*策实践，从而导致对*府*策的衡量出现了系统性偏差。本文的实验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关键解释变量来源于各年度的《*府工作报告》，而*府工作报告中包含了对上一年度已完成工作的汇报，这表明一部分产业转型*策已经付诸实施，这就排除了流动人口变化对*策的反向影响。另外，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的验证，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测量误差的问题。
表6控制内生性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为进一步排除结论可能受到的内生性影响，本文通过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内生性问题。根据前文的论述，由于*府*策和流动人口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因而*府*策可能具有内生性。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两个。第一个是年各省国有和集体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选取该指标的逻辑是，改革开放初期各地的经济基础和特征无疑对后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有和集体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高，那么受到国有企业社会与经济职能的限制，地方*府能够发挥作用的*策空间就会越窄，从而对未来*府*策取向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本文选取的第二个工具变量为上级*府的转型*策。该指标衡量的是某市的上一级*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策意图和*策实践，具体做法是统计上级*府在该年度的《*府工作报告》提到的“转型”的次数。选择该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上级*府一般会根据治下各市、各区（县）的整体情况推行（出台）某些*策，可以认为这些*策与下属市县的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性和相关性。就是说，更上级的*府*策更重指导性、指示性而并不特别看重具体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下级*府为了保证与上级*府*策所体现的精神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其出台的*策无疑地就会受到上级*府的具有指导性和指引性的*策的影响，更有甚者，如果这些具有指示性或指导性功能的上级*府的*策被下级*府过度地、甚至扭曲地解读，上级*府的*策就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下级*府的*策与实施力度。表6第(1)列为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得到的结果。该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各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的正负性与基础回归模型一致。除了工具变量以外，本文还将*府转型*策变量替换为其一阶滞后项，回归结果在表6第(2)列显示，不改变本文基本结论。
四、进一步分析
本节更深入地考察*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策的影响机制、动机及效果。
（一）传导机制分析
本小节分析*府转型*策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转型*策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数量、规模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从而对人口流动产生实质性影响。理论上，任何产业*策最终均会影响企业的边际选择，产业扩张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反之即意味着企业规模的缩小。具体来说，违背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型*策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参与市场竞争，这种竞争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平均规模，不利于产业整合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就业总量，并导致劳动力流出。表7的机制分析对这一过程给出了证明。在表7第(1)列中，企业数量为被解释变量，该结果表明转型*策减少了企业数量，但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在第二产业优势指数更大的地区，反而会增加企业数量。表7第(2)列将平均企业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继而将企业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量的增加以及*府转型*策均降低了企业平均就业规模。接着在第(3)列中，将流动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数量和平均规模均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量的增加降低了流动人口，而企业平均就业规模的增加则能够增加流动人口，此时关键解释变量均不显著，表明转型*策通过影响微观企业数量和规模进而影响了人口流动。为进一步验证这种逻辑，本文进而考虑产业结构与竞争结构的作用。当企业数量增加，平均规模下降时，产业结构与市场构成也将随之改变。在表7第(4)列中，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指数，该指数越大，说明企业集中度越高，同行业的市场竞争越小，反之表明市场竞争越强。实证研究表明，转型*策强化了市场竞争，弱化了行业垄断，从而减少了特定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而导致人口流出〔第(5)列结果〕。综合以上，本文认为:当转型*策违背产业结构特征时，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进而就会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行业特征产生影响，强化行业竞争，整体性地降低企业规模和就业规模，通过这种路径改变就业市场结构，最终导致人口流动。
（二）金融与市场化的影响
本小节着重研究金融手段与市场化水平是否会影响*府*策的可能结果。一方面，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合理引导资金流动，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对于转型升级中的企业，金融的有效介入能够减少企业经历的“转型阵痛”，同时避免这一过程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不能够服务实体经济，那么发达的金融市场反倒会造成经济体的“脱实向虚”、资本空转，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甚至还会引起产业萎缩。基于此，本文要检验信贷规模对于*策和人口流动产生的实质性影响。这里使用的指标是全市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loan）。金融的主要功能就是资金的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可以认为是金融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结果，这意味着，给定其他条件，贷款数量越多，金融市场就越发达。更重要的是，信贷规模越大的地方表明该地的资金流动性越大。在表8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放入贷款余额以及*府*策、贷款余额和比较优势的交互项以及三者之间的两两交互项。结果显示，*府*策、比较优势以及两者的交互项的符号始终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同时加入的金融指标的三乘交互项显著为正。该结果说明金融正向调节了*府*策对于流动人口的影响，这也表明金融整体而言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并且*府能够借助于金融市场解决一部分企业转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接着，本文验证了市场化水平是否存在调节机制。对于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本文借鉴了王小鲁、樊纲和余静文（）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19]，该指数从年起已连续出版了7个报告，对于各省的市场化水平进行了持续、系统的量化(至年)。为了综合反映*府与市场关系、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问题，本文选取了该指标体系中的市场化总指数（index），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表8的第(3)(4)列分别加入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标、三乘项以及三者之间的两两交互项。该结果显示，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城市越能够吸引较多的外来人口，这可能是因为在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地区，劳动力更易获取与自身劳动技能相匹配的岗位以及满意的薪酬水平。三重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市场化水平对于*府*策不存在调节作用，市场机制无法改变*府*策对于流动人口规模所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影响效应分析：就业结构、*府收入与企业投资
本小节进一步从就业结构、*府税收与企业投资角度研究*府产业*策所造成的其他影响。首先，本文研究*府产业*策会对不同所有制的就业产生何种影响。从就业保障的角度而言，国有企业更易受到地方*府的*策保护，并将稳定就业作为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相比私营企业它们更能容忍企业冗员。相反，私营企业更易在*策影响下通过增减雇员人数实现盈利最大化，尤其是一部分临时工和没有正规劳动合同保护的就业人员更易受到经济景气程度（的变化）和相关*策的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选取城镇私营与个体人员占比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见表9第（1）列〕，结果发现，*府*策与比较优势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表明比较优势对于*府*策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第二产业占优指数越大，地方*府产业转型升级*策对城镇私营企业的反向影响也就越大，其结果，私营或个体企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少。这表明私营或个体企业相比公有制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策会更为敏感。
接着，本文分析了*府产业*策对于“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指数”的影响。该指标的构造与前文“第二产业比较优势指数”类似，用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以当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测算，表9第(2)列显示了用该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府产业*策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府的转型升级*策强化了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交互项系数为负同样说明了第二产业比较优势在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当某地区在第二产业上更具比较优势时，由外部推动的转型升级可能导致一部分劳动力被迫转移至发展还不够成熟的第三产业，产业发展水平低加上容纳的就业人员过多，最终导致了第三产业优势（在指标上）的下降。
在表9的第(3)列，本文研究了*府*策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占优指数正向调节了*府*策的效果，能够推动增加*府当期税收收入。表9第(4)列检验了*府*策对于固定资产的影响，交互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转型*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根据前文的机制检验，税收的增加可能来自当期市场上的新增企业，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既包括新增企业对资产、设备的投入，也包括*府转型规划下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的设施投入。也就意味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短期内对*府而言是激励相容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西部地区的*府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推动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上。
结语
中央*府的*策导向是指导性的，是对中国发展阶段的总体性判断。事实上，不同省区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趋势，但是，不同省区和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并不完全相同，各地的比较优势亦具异质性，所以，即使具有同趋势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在具体实施上亦有不同的*策路径和施*重点。有的地方可能在产业链的低中端，产业升级的核心一方面是向中端全面升级，另一方面是改造产业低端的生产方式；另外的一些省区或城市，其核心产业主要处在产业链的中端，其产业升级的主要问题在于在继续优化中端产业的基础上逐步地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而某些先进省区或城市，其产业链既全面、而且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因而，它们的产业升级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研发进入到承载前沿技术的前沿产业。但是，*治锦标赛机制却可能使某些省区或城市对产业升级产生误读，它们越过其产业优势和比较禀赋条件而不切实际地改造既有产业，一味地把产业推到“前沿面”，结果反而失去比较优势并导致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扭曲配置。本文的研究对此类情况进行了理论甄别，并提供了稳健的数据分析。
本文从*府*策出发，研究了“转型”*策对于流动人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府产业*策如果无法顺应地方的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人口流出。机制研究发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数量而加剧市场竞争，进而影响就业规模并导致人口流动。金融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策带来的人口外流的压力，市场化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则不具备对*策的调节效应。同时，产业*策还会对就业结构、第三产业、*府税收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均产生一定影响。本文的结论说明，地方*府如违背比较优势而过早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可能会导致人为挤出劳动力。因此，*府*策应当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以服务产业发展而非规划产业发展为主，避免揠苗助长。
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地方产业基础薄弱的阶段进行产业升级，还是在*府引导下“过早”地在明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上推进转型升级，都可能造成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出。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的结论是具有相似性的。但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升级要求不匹配时造成的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出，在市场经济的自发条件下，这种现象依然可能发生；而后者则是在*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府行为介入产业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强调了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于*府行为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导致的人口流出。
注释
纵轴表示*府转型意图，用*府工作报告中“转型”一词出现的次数衡量，后文将进一步详述。为了更清晰地体现不同区域的*府*策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在图中对1%的极端值进行了缩尾处理。部分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数据存在缺失，我们通过计算未缺失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对人口数据进行了估算并填补了缺失值。要强调的一点是，城市人口的流动极大概率是产业扩张或萎缩的结果。此外，尽管户籍制度越来越松动，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我们所讨论的样本的背景时间内，户籍制度相当于一个过滤器，把城市人口流动更多地过滤成了劳动力因产业升级或变化而导致的流动。户籍制度越严格，这种过淲功能越全面，即人们之所以进入城市，完全是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而要实现此愿望，必须在城里找到工作，否则，他/她不可能进入城市。当前诸多研究在分析*府*策文件的基础上获得量化指标，进而研究其*策效果，如部分研究提取了中央或者各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信息用于产业*策的分析（宋凌云，王贤彬，；余明桂,范蕊,钟慧洁，）。本文正是借鉴这一思路量化*府转型意图。某特定产业是指要研究的产业，如果研究第三产业，则某特定产业就是第三产业，如果要研究第二产业，则某特定产业就是第二产业。指数的数值越高反映出特定产业的比较优势程度越大。但是这种比较优势程度能够转变为城市的比较优势，还取决于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及*府产业*策的作用，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按照国家统计的区域划分标准，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海南、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浙江、河北和辽宁，其余为中西部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我们统计了“转型”一词在*府工作报告的各级标题以及本年度*府工作总体要求中出现的次数。比如年12月31日长沙市人民*府印发的《长沙市人民*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了进一步放宽户口迁移*策。上级*府是指比样本城市高一级的行*机关。对于非直辖市而言，其上级*府为省*府；对于直辖市而言，其上级*府为国务院。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年间各城市各年度的企业平均就业人数，用于表示平均企业规模（平均就业规模）。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首先计算了各城市各年度各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接着以产业产出为权重对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进行加权，计算得到城市产业结构指标。本文同时也利用行业产出计算产业结构指数，不改变基本结论。该指标计算方法为:城镇私营与个体人员占比=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在许多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策被形象地概括为“退二进三”，即减少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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