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资料图
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来源：《经济研究》年第4期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
文：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
内容提要：立足于整体发展观，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主线，本文对于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特征及其互补性关联进行了分析。主要认识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机制在于要素质量升级和创新,但需要社会高质量和制度高质量作为前提。第二，新常态下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因此对社会保护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将步入社会支出快速增长期，而日益增加的公共支出必须以效率改进为支撑，高质量社会与高质量经济协同是重中之重。第三，经济高质量的是识中体，能力提升和升级，识中体充当了经济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的纽带，也是决定要素质量升级的关键环节。第四，高质量经济社会需要高质量治理结构支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落实，重在呼吁—退出机制建设，借此最小化个人或集体表达信念的成本，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包括两个要点：第一，防御性治理，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强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建设，同时，国家应将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部门——农业和医疗卫生部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第二，进取性治理，以经济高质量和社会高质量协同为导向，国家应该顺应新时代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规律，通过生产标准体系建设、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文教研发体系建设等促进创新。
关键词：制度、发展、高质量、治理
一、引言
根据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高质量发展是一类与报酬递增相联系的总括性制度与机制，并随着特定历史条件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二战后发达国家强力推动的福利体制实践，从经济、社会和治理等三个层面型构高质量路径，并在制度互补性合力牵引下有序演化与升级一以福特主义劳资关系和国家社会保护为纽带，生产组织中注重效率改进与收入提升协同，社会组织中注重教育升级与民生支出并举，国家治理上强调创新激励与社会和谐并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整体发展观”，其中，高质量经济被视为高质量社会和高质量治理的输出，且作为更高质量阶梯的生产力基础。因此，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再生产高质量制度的连续过程。
以知识中产群体形成乃至最终主导现代化进程为标志，发达国家开启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美国福特主义向全球扩散为载体，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劳资谈判机制，在促成利润分享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产品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协同演化。并且，工业发展为公共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税收基础，借此构筑起福利国家制度。-年代见证了发达国家高增长过程中社会支出急剧拉升的壮观图景。第二阶段以自由化向全球扩散为载体，资本主义模式普遍进入转型调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社会支出增长放缓并达到历史高位；高水平社会保障网络建设完成；知识中产替代蓝领成为社会发展主流，并与高度城市化、结构服务化和消费结构高端化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崛起，可视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高质量的见证。本文用四个典型化事实勾勒上述两阶段特征：供给端产业协调促进效率持续提升；需求端消费升级促进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工业化带动公共支出快速提升;社会保护对生产系统的嵌入。
作为联系经济、社会和治理高质量的关键环节,知识中产群体的扩大再生产，充当了高度城市化阶段的核心动力,借此维持长期发展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立足于整体发展观,本文把高质量发展机制归纳为相互联系的四个层面：(1)社会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关联方面,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型社会向知识型社会演进的必要条件。(2)治理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关联方面,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演进的必然趋势。(3)治理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关联方面,社会保护是为了培育知识中产群体这个核心创新动力，并激发消费的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效率补偿效应。(4)从经济、社会和治理相互联系的整体发展趋势看，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发展型国家向规制型国家转变。这种过程论和因果累积的观点，强调制度互补性对发展转型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失衡源于制度路径依赖带来的阻碍。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受到劳动力要素质量限制，中国工业化的“准福特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复制模仿的生产技术体系，二元分割的劳动市场，占劳动力大多数的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程度低，以及社会发展和治理体系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要素质量升级或知识中产阶层培育。本质上,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呼吁-退出机制的建设,最小化个人或集体表达信念的成本，包括以下要点：第一，防御性治理，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强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建设。特别地，应将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部门一％农业和医疗卫生部门一％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第二，进取性治理，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为导向,应该适应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趋势，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文教研发体系建设等促进创新。
本文分五部分就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高质量典型事实描述；第三部分给出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逻辑分析;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的转型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模式多样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化事实
本文首先提炼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几个典型化事实。总体来看，二战后模式多样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北美、西欧和日本)共同经历的高质量升级路径，可以概括为以生产供给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社会发展。围绕人的发展经济社会治理，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高度城市化的普遍特征。其中,消费升级和结构服务化所导致的理念变化，如从消费角度看待生产、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待经济发展等,对于中国转型问题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本文按照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治理高质量的顺序,扼要列示一些事实。
(一)供给端产业协调促进效率持续提升
就产业结构与生产率的关系而言,发达、欠发达国家分别在迥异状态之下演化，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第二产业，且随着结构服务化和高度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使其生产率向第二产业收敛,均衡趋势是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于1。与此相反,欠发达国家工业化起始于二元经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服务业，服务业低质量成为长期困扰城市化的普遍问题，这是从产业协调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着眼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与其长事商业的知识配置的传统密切相关,20世30—50年美国的形成与扩散，导致垂直模经济对知识的，根本上强化了发达国之间的联系，以工业-服务业促逐渐成为常态。
图1展示了—年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和日本对美国的追赶。作为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发源地，以及作为20世纪80年知识经济的全球引擎，美国三次产业均优化的高效率,并始终作为欧亚其他发达国家的模范和赶超标杆而存在：(1)图1(a)显示了英、法、德、意、日整体经济效率(劳均GDP)与美国的对比，在经过了20世纪后半段快速追赶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亚发达国绩效对美国的追赶步伐缓。主要原因是，各国对福特制工业化递增进行了最大化使用，但对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引领的创新，欧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体制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适应。(2)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追赶美国步伐放缓，图1(b)得到进一步说明。首先，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二、三产业总体上呈现协调发展趋势，普遍呈现出三产劳动生产率高于或接近于二产的现象。美国产业结构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服务业效率与潜力似乎太高了，服务业高端化及相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撑起工业发展，从而也使得美国二产继续长期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二)端消费升级促进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
需求端消费升级、服务业高端化与知识中产群体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笔者前期一系列研究给予了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