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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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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有哪些?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缓解金融排斥、信息不对称现象,并大力发挥“长尾效应”,增加广大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助益其收入增长。

一、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实现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的更广覆盖,减少金融排斥现象。但传统金融机构要实现这一目标,须在农村地区增设营业网点并配备服务设备和工作人员,这意味着传统金融机构面临一笔巨额人力物力等的成本投入,尤其在相对偏远而居民居住又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出于营利性考虑,传统金融机构可能放弃在该地区增设网点的决策。

而数字普惠金融天生具有地域穿透力特点,依据互联网数字技术和移动设备等的发展为偏僻边远地区农民供给同质的、跨空间的金融服务,实现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农村的深入推进。

随着网民数量的日益增加和更多的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发移动客户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出家门便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以缓解自身流动性约束,并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进而促进自身收入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方成本,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使金融机构精准识别客户需求,降低获客成本。

同时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机构为确保贷款人具备按时还款的能力,一般会对贷款人进行尽职调查,这是一笔人力物力投入,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对贷款者进行精准画像,进而进行风险控制可以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并且大数据的应用会激发“长尾效应”,使得金融机构所提供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递减且边际收益递增,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收益。

另一方面降低金融服务需求方成本,有学者指出数字金融服务通过特定技术降低运输、时间等交易成本。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避免了农村居民去往营业网点的成本,并且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以快速识别居民的金融需求,并为其提供适宜金融服务,降低其搜寻和匹配成本。数字普惠金融还可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包含信贷、货币基金、支付、保险、投资等服务,能够满足农村居民不同类型的需要,不仅多样化而且效率高。网络支付方便快捷,且逐步开拓和消费者紧密相连的应用场景,如话费水费电费的缴纳充值、交通出行和网络购物等,支付和生活场景无缝衔接,方便高效。

芝麻信用网站首页的“因为信用,所以简单”标语也是数字普惠金融高效率的体现,其为信用良好的用户提供免押金租赁、出行、住宿等服务,如信用良好的用户可以享受先住后付、免押金和免排队等服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保险服务也逐渐简化投保和理赔的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保护客户权益。货币基金等同样简化购买流程和手续,并且购买门槛降低,提高了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积极性。

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及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个维度,不同维度所代表的含义各有侧重。首先是覆盖广度,指的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用户的真正覆盖,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突破空间限制的特征,因此该维度并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构网点和服务人员对用户的覆盖来体现,而更多的是通过用户所绑定的电子账户来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伴之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覆盖广度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边界,这可能会影响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包括丰富多元的业务类型,使用深度相对侧重用户对不同类型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活跃度,活跃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客户对各类金融服务的粘性及不同类型服务的运营情况。

若以上两个维度更多体现的是普惠之“普”,则数字化程度彰显普惠之“惠”,这是因为该维度主要侧重移动支付等服务的便利性、贷款利率的实惠性及免押金支付的信用化等方面,能够降低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基于此,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以收入来源为划分标准,农村居民收入可进一步细分为以劳动报酬为主的工资性收入、依靠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净收入、基于资产或资源的财产净收入以及包含政府和居民家庭等主体的转移净收入四类,各类收入具体内涵在本文概念界定部分已做阐述。根据我国发展实际,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所有来源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比较大,且工资性收入在二〇一五年以.元成功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占比最大的收入来源,并一直保持超越优势。

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相对而言占比较小,尤其是财产净收入,占比最小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转移净收入得益于国家助农政策的实施等多方面的原因,取得了长足进展。总体而言,由于各类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不同,且占比与体量存在显著差别,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影响也极有可能存在异质性。

三、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机制

(一)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一方面是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褚翠翠通过观察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时空变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同样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便利支付、缓解资金约束及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增加居民消费;也可以通过为偏远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以增加其储蓄和资金,从而推动投资增长;

还可以通过资金运营效率提高、融资约束减少助力企业的出口。而消费、投资与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所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一九五八年,发展经济学家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经济进步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但率先增长起来的某一点会带动周边地区走向增长。

同样的,涓滴理论指出不向贫困阶层或地区提供额外优待,相反由率先发展起来的阶层或地区经由就业等途径将经济增长的福利“涓滴”向贫困地区。就城乡视角来看,城镇的经济增长往往快于农村,正是这种快速发展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一方面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金融资源合理的的流动和配置将带动劳动、技术、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而言,金融的发展会促使资金流入高回报率的产业,进而促使该产业更好发展。

相反,低回报率的产业由于缺少资金支持难以发展进而走向萎缩,在此运行机制下产业结构得以升级。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其信息优势可以更加优化这种配置,为有发展前景但存在信贷约束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改善其融资与经营环境,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所提供的“无接触”贷款缓解了诸多企业的融资约束,推动其复工复产,助力其应对疫情冲击。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使命漂移”即行为与预期出现差异的负向机制,但就整体而言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就业,相比于容易受自然影响的农业收入,服务业的收入相对具有稳定性。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涌现出一批可容纳老年劳动力的产业,以适应我国老龄化的趋势,进而增加老龄农村居民收入。最后,随着农村劳动力涌入其他产业,也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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