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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毅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
本文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3期
近现代史论排版编辑
摘要：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一生加入过两次中国共产*。第一次是在他任教南开大学时期,缘于五卅惨案之外部刺激,不久后即失去组织联系。第二次则是于抗战爆发后的年,此后至死不渝。但是,范氏首次所加入者,究竟是国民*或共产*,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仍然有待厘清。有的学者认为,范文澜做为"革命者"和"学者"之生涯乃属同步发展。若从时序演变上看,此言固然不错。但范氏在其学术研究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以进行撰述,毕竟迟至年代以后,与其*治上之"前进"有着不小的落差。这当然与其人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的渐进过程有关。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范文澜与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文澜,两者实际上并不同步。一、五卅运动中的范文澜三十而立的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出版了两部著作,在学术上初试啼声1。然而,除了学术上的表现之外,同样重要的是继其少年剪辫之举后,再一次经历了*治上的绝大启蒙,亦即饱受五卅惨案的刺激,最后导致他在短期内急遽*治化的巨大转变。事缘年5月15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因为领导工人运动,遭日本工头击伤致死,国共两*随即于5月30日发动两万多人之大游行,反为英国巡捕开枪毙死并逮捕多人。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引起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罢市加以声援2。范氏本人的自述如下:“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XX*派人来学校征求*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XX*员。3所谓的“XX*”即为国民*。由于范氏此文发表时,正值对日抗战初期的年,国共正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接受国民*府管辖,因而在自家的报章刊物上不便公开指斥对手,故以此法代之4。根据南开校史记载,范文澜是在年6月5日参加抗议帝国主义的游行5。依照天津《大公报》的报导,使得范氏嗓子都叫哑了的口号,应为“(1)打倒帝国主义!(2)与英国经济绝交!(3)废除不平等条约!(4)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5)联合世界小民族!”6其中,“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揭櫫于年1月31日中国国民*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此后才逐渐开始流行7。而由孙中山连缀成词的“不平等条约”则是个新名词,做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质表现,成为国共两*在年代中期以后*治宣传的关键词8。事隔五卅一年左右,范文澜加入了中国共产*,成为在北方活动的地下*员: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託[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预[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诚。3所谓“乌托邦的幻想”,可能是范氏当年在北大所受无*府主义影响的残留痕迹9。而“缴械投诚”之语,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其立场转变之彻底。时至今日,我们仍无从得知这位主动找上门的中共*员究竟是谁。但懂得利用绍兴同乡的关系前来吸收入*,则是颇为引人注意的现象,显示范氏在天津的示威活动当中,确实格外卖力而为人所瞩目10。而其“老牌国民*”同事令他不满的反应,如果属实,恐怕亦与范文澜平日“老夫子”的形象落差太大有关。这和他的身份为国文教员,整日钻研在故纸堆中是分不开的。旁人的揶揄纵使无心,却也因而给予范氏不少恶感。范文澜回忆所及的《共产主义ABC》,是由俄共理论家布哈林(NikolaǐIvanovichBukharin,—)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iǐAlekseevichPreobrazhenskiǐ,—)合著,英译本名为TheABCofCommunism:aPopularExplanationoftheProgramoftheCommunistPartyofRussia()。这是为了配合宣传年俄国共产*(布尔什维克)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新*纲,亦即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纲而写的一本通俗性理论读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ABC》被俄国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视为圣经,远胜列宁(VladimirIlichLenin,—)或托洛斯基(LeonTrotsky,—)的任何作品。如果说马克思(Karl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合著之《共产*宣言》()是19世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性陈述,《共产主义ABC》则在当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布尔什维克*、苏俄和共产国际三者之上的当代“宣言”(manifesto)11。年该书两部分中的第一部分中译,由《新青年》社(迁到上海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社)出版12。根据今日该书的《出版说明》,“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原理,从商品经济入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13。范文澜所读的应该就是此一并不完整的版本,但至少书中解释了他从前“并不懂得”的帝国主义。因此该书第四章标题明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崩溃)”,内中不但明言“金融资本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而实行的侵略*策就叫做帝国主义”,而且说明像金融资本这样“一个贪婪的嗜血强盗”,如何造成了一次大战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是“世界战争”)14。这些新的意识形态皆从苏联灌输而来,于此可得一证15。对于这时距离大战结束尚不到十年的人们来说,此一解释有理有据,想必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们不难理解,何以有学者称此书在半年内销售达三万余册,可以想见其传播之广16。有趣的是,年时方15岁的蒋经国(—),从上海乘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途中,除了阅读《三民主义》之外,就是细看《共产主义ABC》一书,成为他自认所读的第一本共产主义思想书籍17。蒋氏于其回忆中同时提及两书,提示当时国共两*水乳交融的氛围,而非如范文澜之追述所显示的*同伐异,非此即彼。范文澜与周恩来在一起交谈二、范文澜、南开大学与早期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事实上,就在范氏加盟南开之时,中共中央就已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敦促之下,同意由少数*务负责人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李大钊率先为之,陈独秀、张太雷(—)等人继踵其后。其事尚在国民*正式宣布改组,进行“联俄容共”()之前18。而在不久以前,南开早已成为中共*员大显身手之处。甚至在中国共产*宣告成立,于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据云张太雷做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于年赴天津建立中共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屈指可数的几名成员中就有南开大学学生。青年团团员还在南开中学部出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发行的《共产*》月刊,以及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宣言》()19。到了五卅运动爆发的前一年,中共成立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地委),书记为南开大学文科学生于方舟(—)。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在南开大学筹建支部20。尽管如此,南开校史叙述该校此时所参与的“反帝反*阀斗争”和校中的“革命进步力量”,一切皆以中共的秘密活动为主轴,略而不谈国民*在校中有何公开发展,难免有倚轻倚重之别。事实上,当孙中山在年12月初,为了召开国民会议而应冯玉祥等人之邀,北上共商国是之时,途经天津受张伯苓之约请演讲,因病改由汪精卫代行。当时听讲的南开中学生在多年后如此记载
治的潮水总是在浸润着南开。最有力量的一次好像是民国十四年孙总理来北平的时候,许多国民*重要角色到北方来,曾经光顾过南开。我还记得汪精卫在大礼堂演讲了一次关税自主。那时听了之后,果然非北方*阀所能说得出,很受感动。当时颇有些同学,热烈地加入了国民*……南开经过那一次国民*的洗礼以后,等到北伐成功,毕业生从事于*的工作者便不少。而南开和*治的关系愈为接近。21范氏所谓的“老牌XX*员”属于南开的老师一辈,比起前引加入国民*的学生一辈,或许在入*时间上还要更早19。陈永发曾经论证,在上海积极参与五卅运动的中共学生*团员,多半兼有国民*籍,“他们依赖国民**员的身份,在上海租界和*阀地区取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活动空间”。而纯粹的国民*员不但也同样参加活动,更基于同志之谊,竭尽所能地为跨*的中共*团员提供掩护。再加上*阀为了打压五卅运动,往往“夸大运动背后的共产*成分”22。从范文澜的亲身经历来看,不可否认国民*员的确参加了天津的“反帝反*阀斗争”,或许他们也曾经为中共之地下活动提供了合法和半合法的掩护。然而,他们对于革命斗争曾经具有的贡献,最终却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今日史家认为“五卅运动中,数十万罢工工人尤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工人阶级的介入,使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锐气。整个运动的灵*和实际领导者是中国共产*。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甚而在“五卅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从两者“观察到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前后关联乃至因果关系”23。此一解释难免多少简化了复杂的历史面目。无论如何,范文澜在年加入中国共产*,或许并非如他所言是纯粹*员,而是跨**员。只是他在主观上固执认定,自己加入的是中共,而非国民*。实际上此一选择,在当年正自有其偶然性。范氏“并担任中共南开支部书记,在地委书记李季达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样,爱国主义成了范文澜由传统文化思想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桥梁,参加五卅运动就是他光辉的新起点”24。这里所谓的“爱国主义”云云,当然更只是事后追认之说了。爱国主义毋宁更像是一条道路,可以通往许多不同的目的地25。蔡美彪则补充,范氏其实是担任中共的南开大学学生支部书记,由于当时教员中还没有支部,因此实际上是“天津南开地下*组织的负责人”26。南开校史的说法略有不同,以大学部和中学部区分,前者多与范文澜接头,后者则由林枫(—)联系。两者皆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直接领导27。除了直接领导范氏的上线不同之外,各种说法实无太大区别。范文澜之长子范元绶(—)曾述及,“听母亲说那时老傅(彭真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常来我家,父亲参加了*组织对母亲保密,交*费不能对母亲明说,只好说是给祖父寄钱”28。或许当彭真于年1月被捕入狱之后,范文澜才改由李季达(—)领导。李氏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后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训归来,成为专门搞革命的职业革命家29。在五卅运动爆发前夕,李氏被中共派任天津地委,接替于方舟的职务。南开大学针对五卅惨案所举行的一连串游行示威,似乎都是由中共在推动的30。在民族主义情绪激荡的大环境当中,以及前述国民*员的暗中支持,和*阀大肆镇压“讨赤”所造成的反效果,三者交相缠绕之下,难怪范文澜会对主其事的中共另眼相看,深受吸引。三、学术与*治之间的范文澜乍看之下,范氏的*治立场与其学术著述似乎渺不相关。孰料蔡美彪在多年后提出,他曾听范老本人说起: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拿去印了。31蔡氏后来更进一步说明,出版该书的天津新懋印书局,其实就是天津地委秘密印刷文件的机关,由彭真主持。为了避免当局追究书局和南开的关系,《文心雕龙讲疏》版权页的著作者才会署名为无中生有之“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而非指明为南开大学教授32。如此说来,这位“姓李的同志”,便极为可能是前述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这也可以解释此书做为范文澜的首部著作,为何会“印数甚少,错字很多”,而且作者竟不拣择当时负有时誉之出版社,如同刘文典之请托胡适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意在彼而不在此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之际,范文澜应尚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因此,此举并非意味着一名*员服从*的纪律,又多少得甘愿冒点风险,才能蒙受出版之利,料想范氏献身“革命”以经世之志节不低。参加五卅运动游行对他的另一个影响,与文言和白话之争有关。学者根据至今尚未公开的《范文澜自传》,如此加以说明:“他开始重新考虑个人志趣与祖国命运的关系,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听取‘五四’以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事的谈话,并且‘开始改写语体文,用些新名词,不再非古体文不写,非旧东西不谈了’。”(单引号里为范氏原文——引者注)33这时所谓的“新思潮”已非泛泛而论,如同《新青年》在五四以后转向社会主义,变成中共的机关刊物一样,应是专指马列主义而言34。最后的高潮当然集中在完全说服了范文澜的《共产主义ABC》之类作品。这本书同样是由《新青年》社所出版,并非偶然之事。范文澜原本不赞同《新青年》上的“新思潮”(包含“鲁迅”思想),但在北大毕业后不到十年,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在思想态度上顿时从极右走到极左,此时他当能欣赏《新青年》上代表“新思潮”的最新转变。从范氏往后的著作来看,他并未完全弃绝文言,只是开始兼用白话,日趋激进。《文心雕龙讲疏》中有一处对“语体文必不雅”的说法加以辩驳,因为“修辞”所贵,在于“理明辞达,句必妥帖,字必从顺而已”。要以“自然之美”为原则,而非以“雕琢丧真”为重。这段话正可与其自传中的交代相互呼应,洵非妄言35。范文澜“改写语体文”的缘故,大约仍与五卅运动中的民众宣传有关。譬如五卅事起,范氏昔日的北大同窗顾颉刚“承北京大学同人推作宣传文字,因想向民众宣传,须用民众习用之语言和表现形式来写,才可使他们乐于接受”,因而“以民众语体作传单”36。对于顾氏来说,书生报国的方式顶多就是从事民众宣传:“沪案起后,弟为救国团编《周刊》,附《京报》出版,虽所作不多,亦甚费力。弟拟将各处商埠租界及割地租借地详细调查,在《周刊》上发表。”最后希图编成一部《国耻史》,以求唤醒民众37。范文澜此时之转向白话,用意不外如是:贴近民众以从事*治宣传。另一位曾任范氏助手的卞孝萱在一次访谈中就提到,范文澜“后来接受白话文跟接受马列主义也有关系,因为马列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不是文言文所能表达的”38。范文澜教过的北大学生千家驹(—),曾记述其家乡“一个老夫子思想的转变”故事,虽然稍嫌简略,且在五卅运动之前,但仍有足与范氏对照之处:我在浙江金华第七师范读书的时候(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老师的思想的转变。我班的级任老师兼国文教员名叶熙,字春台,是一位老夫子。他资历很深,还是我们师范部主任(即原来的七师校长)的老师。这位叶老夫子长于书法,经常有同学求他的“墨宝”……他教我们国文,所选的都是一些秦汉时代的古文……连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很少选,在他看来,唐宋八大家都不够古文的资格。有一次有一永康同学名余友桂的写了一篇作文,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报章体的文章。叶老师批语说:“似文言而非文言,似白话而非白话,不成文体”云云。这位余同学是新文艺的爱好者,最崇拜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他就写了一篇《读某先生批语感言》,把叶老师狠狠批了一顿,说他是十八世纪冬烘头脑,不识时代潮流云云。这自然惹起了一场风波。师范部主任认为“有伤师道尊严”,非要把姓余的同学开除不可。但叶老师却主张从宽处理,仅记一大过了事。想不到经了这场风波之后,叶老夫子的思想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再也不选古奥的秦汉文章给我们读了,他自己买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深夜一个人“的吗了呢”的朗诵起来,以后选的尽是些白话文,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的片段,甚至还选了些翻译小说……过去,叶老师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都是些什么“约友人修禊书”、“代韩信致漂母书”等等,此后竟一变而为“我理想中的中国”、“社会主义能否实行于中国”等等,我为了写“社会主义能否实行于中国”这篇文章,特地在金华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介绍社会主义的参考书(分上、下两册,书名忘记了,大概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人写的),读了之后,竟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结论是社会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行。叶老师的批语当然是好的,但我也忘记了。其实,当时我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由叶老夫子的思想转变中,可见在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里,老知识分子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形势比人强,于此又得一证明。39这位“叶老夫子”大约是生于年代之人,远较范文澜年长。为了表示己身的觉悟与“进步”,“老夫子”之言行往往会加倍激烈。这当然是由于学生的刺激所引起的。我们不当忘记,范氏当年在南开原本也有“老夫子”之称。就此一例,即可见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密切关连。文言和白话之争,实暗中与思想*治上的选择息息相关。然而,范氏之领导李季达终究于年8月被捕,11月就义40。李季达当年本欲在暑假期间偕同范文澜赴北京,谒见中共北方*务领导人李大钊,不料李氏于反赤高潮的4月被捕遇害,给予范氏相当大的震撼:李大钊同志被捕了,受尽各种*刑以后,报纸上发表监狱中绞死的噩耗,他的照片也登出来,这给我多么刻骨剥肌的痛苦印象啊!惨杀我们李大钊同志的奴隶“英雄”张作霖大元帅,很博得帝国主义主子们的点头微笑。他很快领受主子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恩赏,皇姑屯一弹,碎尸万片。41范文澜由此对*阀的愤恨,情见乎辞。依照蔡美彪的说法,范文澜并不是在逃到北京避难之后,随即决定长期停留在此,而是一度又返回天津,直到秋天才“不得不离开”42。既然李大钊方才死难于掌控京城的奉系*阀之“惨杀”,何以范氏仍然选择前往北京,不另别图,是一个今日已无法完全解答的谜团,我们但见其不畏强暴的不屈精神。无论如何,就在这样一片肃杀的气氛当中,范文澜离开了服务即将届满五年的南开大学,自嘲“我在天津被‘勾*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43,开始在北京各所大学四处兼课的生涯。既未转换身份变成职业革命家,当然就得继续重操旧业了。尾声范文澜加入中共之后,“因在课堂上和接触学生时,常谈国外国内大势和共产主义,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因此在年5月由天津警备司令部派人追捕,经张伯苓协助而幸免于难,逃往北京44。蔡美彪亲闻于范氏之口,细节更加明确:他[按:指范文澜]曾几次对我谈及此事,说天津警备司令部要来捕他,前一天向校长张伯苓打了招呼。张校长随即告诉他说:“明天要来抓你了,还不快跑!”当天晚上,他即逃来北京。次日,*警到校抓人,张校长说:“范文澜是浙江人,回浙江探亲去了。”抓人者徒唤奈何。45南开素有“家庭学校”之称,校长有如家长46。张伯苓有此助人义举,并不令人意外47。所谓“天津反动当局”指的是奉系*阀,原来天津除了在年到年之交,曾一度受到拥护革命之冯玉祥部国民*的控制之外,年3月下旬以后又重回奉系之手,由鲁督张宗昌和直督李景林组成的直鲁联*占领48。此后一直到年6月北伐*入北京,和平接收天津之前,当地一直都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盘,亦即白色恐怖盛行之区域49。年11月23日,天津的中共“统一战线机关”遭破获,多名国、共*员一道被捕,并收罗有关名册。南开大学的部分学生因而遭到怀疑,幸得张伯苓致函张学良为之开脱。但自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之后,前述被捕羁押的天津国、共*员也在同月遭到杀害50。天津当局接着于5月欲逮捕范文澜之举,实为一连串反赤行动之一环。张伯苓别无他法,只得虚与委蛇,促请范氏暂避其锋51。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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