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是治啥的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美国学者韩起澜女士（EmilyHonig）有关上海纱厂女工的新著出版了，我们万分欢迎，因为她所研究的专题，正是我们共同感到兴趣的学术领域，而当她旅居上海，从事工运史研究之际，我们上海史学界的同行们曾经倾注心血和热情，协助她搜集资料，并开展访问的活动。
这里首先让我们略谈著者韩起澜的简历，然后扼要叙述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韩起澜的简历如下：年，出生于加利福利尼亚州旧金山市。年，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年，她作为交流学者来华，在上海复旦大学从事中国工运史的研究，由该校历史系委托本所对她的进修给予辅导。在此期间，由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语音智能评议会相继给予资助，她能够专心研究有关民国时期上海纱厂女工的历史，并且写成专著。年6月，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年，一度曾在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从年直到现在，她在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辣斐德学院历史系任助理教授。她的著作《上海纱厂女工史，—年》（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已于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著作在本书前言中对于她在上海期间曾经给予她协助和便利的有关方面人士表示感谢。首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导师余子道、*美真，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运史研究前辈沈以行，时刻关心她的研究过程，提醒她重视原始资料，并给予富有教益的指导。其次是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为她提供资料和线索，相互切磋琢磨，交换观点和见解。复旦历史系、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妇联的同志们还曾为著者安排、联系对解放前纱厂女工们的访问。著者先后访问多半已退休的纱厂女工共七十五名，每次访问交谈，都用录音带记录下来。复旦历史系若干学生，还曾协助她阅读历史文献资料，并将访问女工们的录音带由苏北方言译成普通话，整理成为可供使用的资料。同时著者还提到她在上海时跟两位八十高龄的女界前辈，即前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执行干事邓裕志和中国福利会顾问耿丽淑（TalithaGerlache）的友谊。当著者造访时，她们总是殷切接待，娓娓动听地为她叙述解放前为纱厂女工们开班授课的具体情节和切身经验。所有这些有关上海工运的第一手材料，为著者撰写本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本书正文首先是导论，提出全书的主题思想和重要论点。接着是主体八章。第一章叙述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事实，为全书提供历史背景知识。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就纱厂内幕、女工出生地、寻找关系、包身工制、工作日、女工生活等情况进行论述。最后是结论，综览全局，分析论证上海纱厂女工怎样从二十年代充满乡土观念、缺乏阶级觉悟的劳动者，发展演变为四十年代具有高度*治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导论首先揭示本书著者为什么选定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的上海纱厂女工作为她的研究专题。著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正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美两国一样，是建立在棉纺织业和女工、童工相互交织的基础上的。在解放前的上海，纱布业是产业界的大王，而棉纺织厂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女工，在全上海产业工人中，女工占三分之二，而棉纺织女工则占全上海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在上海，大规模现代机器制造工业是与新型工人阶级同时出现的。新型工人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正是群众*治运动不断发生的年代，包括年的五四运动，年中国共产*诞生和接着的年代里共产*的成长发展，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年的国民革命。棉纺织业不仅是产业革命的动因，而且也是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非但生产更多的商品，同时还制造劳工运动。这就是本书著者之所以研究上海纱厂女工历史的道理。同时著者还提到欧美史学界研究中国工运史的先驱者，即法国学者让·谢诺（JeanChesneaux）于年发表的胚胎著作《中国劳工运动史，—年》。到了七十、八十年代，美国有许多年轻学者跟着从事于中国工运发展演变的更深入的研究。其中韩起澜的《上海纱厂女工史》可以说是一本值得引人注目的书，因为据她说，谢诺的著作几乎没有讲到妇女劳动大*，她之所以研究上海纱厂女工，正是为了填补谢诺专题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导论接着论述本书著者怎样于年来到上海，着手研究劳工运动。她在上海曾经遇到一群曾有多年悉心研究工运史的学者们，特别是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学者们。著者指出这些学者在论述资本家压迫或帝国主义压迫与工人阶级对抗之际，总是套用压迫愈残酷、反抗愈强烈的公式。他们论证劳工运动的主要前提，就是解放前工人们所面临的极端贫困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恰好与他们在参加*治运动中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形成解明的对照：工人们所遭到的压迫剥削愈是残酷，他们的奋起反抗愈是强烈。针对上项前提，本书著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事物的实现，往往要比固定的公式错综复杂得多。一定时期的一定历史情况，需要经过实地调查考察，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方能得出正确的论点。在劳工运动中间，固然要注意工人群众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同时也要注意把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一并考虑在内。就解放前纱厂女工而论，本书著者经过实地调查访问，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劳动大*充满着主要由于出生地不同而造成分裂和对抗的状态。最重要的分裂状态，存在于来自苏北农村的女工和来自江南农村的女工之间。上海纱厂女工的出生地各不相同。一个车间的女工总是来自同一个农村地区。大多数女工或者出生在苏北，或者出生在江南。江南人对苏北人抱有偏见，他们往往把苏北人叫做“江北猪猡”。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最怕被分派到苏北人聚居区去当教师。有的上海本帮人迄今仍旧拒绝人们介绍苏北姑娘给自己做配偶。此种地方主义偏见与工人阶级内部分裂、对抗的继续存在，正说明城市生活和工业劳动，并不一定能把出生地不同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对资本家阶级开展毫不调和的斗争。解放前纱厂女工，与其说她们跟资本家敌对，倒不如说她们更加可能把不同地方帮派的工人放在对立面。另一方面，就纱厂女工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家而论，她们也没有表现出如许多学者所设想的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著者曾访问解放前的纱厂女工，她们坚定认为：与其在华商纱厂做工，宁愿在日商纱厂劳动生产，因为日商纱厂设备好，待遇高，劳动条件优越，而在华商纱厂，经理们的对待工人，却是盛气凌人，那是她们所忍受不了的。当时的纱厂女工，毕竟还不具备高级的阶级觉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精神。
著者着重地指出：在劳工运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那就是二十年代后期，即年四一二*变以后，青帮恶势力抬头，流氓帮派插手在工业界调节劳资关系的事务中间，扮演了控制劳工运动的角色。青帮分子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不论是纱厂主、经理们，还是女工们，都极端害怕他们。他们残酷压迫和剥削女工的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便是包身工制。一个由青帮分子充当的包工头，男的或是女的，从上海出发到苏北农村招工，向极端贫困的农家购买十多岁的农村姑娘，随即托她们带回上海，养在家里，再把她们送进纱厂做工。这些年幼的包身女工的食宿全部由包工头供给，而她们在纱厂做工所赚到的工资，也全部由包工头领取，归包工头所有。以前许多作家都认为包身工制之所以存在，那是外国资本家在华办厂的特殊条件所造成的。据说，外国厂主由于不通中国语言，不熟悉当地情况，不得不依靠包工头招工，由包工头控制各自所属的女工。但是根据著者访问解放前若干纱厂经理的记录，他们认为包身工制不是外国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而是青帮恶势力猖獗所造成的。因为包身工制不单限于外商纱厂，同时也在华商纱厂盛行。有充分迹象表明各厂资本家都反对包身工制。由于青帮气焰嚣张，资本家们出于无奈，不得不容许包身工制的存在。由此可见上海工业界的构成，除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外，还有影响劳资双方的第三者，即罪恶的青帮势力。纱厂女工非但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面临着青帮势力更凶恶、要残酷、要卑鄙的剥削、压迫和威胁。所谓工人阶级意识，不仅仅是针对工人群众与资本家利益相对立的工人阶级意识；从纱厂女工所遭受的切肤之痛来说，也同时是针对青帮分子对她们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对她们进行奸污、拐卖可能的工人阶级意识。包身女工对青帮分子迫害的血泪仇，远远超过资本家对她们的剥削和压迫。本书著者经过调查访问，发觉二十年代的纱厂女工，还不是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者。在这时期，很少纱厂女工参加激进主义的工会，更少的纱厂女工参加中国共产*。在二十年代的纱厂女工中间，没有谁曾经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但是到了四十年代，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海解放的岁月里，纱厂女工们终究跟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站在富有战斗性的劳工运动最前列，也有的女工充当运动的领导人。
在本书主体八章中，第一章格外重要，因为它扼要地叙述近百年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梗概，对西方各国读者熟悉上海纱厂女工的历史背景产生开导的作用。上海之发展成为现代城市是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即年对外开埠肇端的。它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上海不但是江南各省出产的茶丝贸易中心，而且也是内地各省物产的贸易中心。经由长江航运，把四川、汉口等地物产运到上海，其中原棉、生丝、鸡蛋、羽毛等，需要在上海加工整理，然后出口，这就是最早一批农村妇女被招募到上海来承担的劳动生产任务。从年起，英美法三国先后在上海设置租界。年，英美两国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绝大多数外商，包括怡和（Jardine，MathesonCo．）、旗昌（RussellCo．）、宝顺（DentCo．）等洋行，都经营生丝、茶叶、鸦片的贸易，赚到巨额利润。上海接近江南产丝地区，又是通商口岸，应出口贸易的需要，就成为兴缫丝工业的理想地点。大约早在年间，旗昌洋行和怡和洋行都开办了缫丝厂。到年上海有外商丝厂四家，华商五家，共雇用缫丝女工五千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缫丝业成为仅次于棉纺织业的最大企业。
至于近代棉纺织业，那是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的。李鸿章所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于年开工，雇佣工人四千名。年，李鸿章又在杨树浦创办华新纺织新局，雇佣机器匠六十名，工人三百名。到年，缫丝、棉纺织、造船、机器修理、化工等厂，都已粗具规模，总共拥有产业工人三万六千名，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甲午战争结束的翌年，即年，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准许外商在各通商口岸建厂，上海就此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从年起，英商怡和洋行先后开办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年，德商创办瑞记纱厂，美商开设鸿元纱厂。到二十世纪，日商方始着手经营棉纺织业。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在沪西开办纱厂，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年至年期间，由于海外进口棉布大为减少，上海棉纺织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商聂、荣、郭三大家族，成为上海棉纺织业的大王。聂缉椝、聂云台父子经营恒丰纱厂。荣家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开办阜丰面粉厂和申新纱厂。
郭家兄弟（郭顺、郭乐）在上海和吴淞开办永安纱厂。所有这些外商和华商建立的企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财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使上海城市的面貌和社会结构大为改观。沿外滩的高楼大厦，包括宝顺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字林西报、海关、怡和洋行等，造成了独具特色的上海都市风光。
与此同时，本书著者指出：上海固然有其豪华富饶的一面，然而也有其贫困辛酸的一面。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异常悲惨。工人家庭住的尽是些简陋的瓦房，泥地，竹篱笆墙，屋内再搭上阁楼；一所瓦房可供三、四户居住，晚上，一家人和鸡鸭群睡在一起。室内既无电灯，又无自来水供应，居民只得往附近臭河浜汲水。此外，沿苏州河的冷辟地带和沿*浦江杨树浦一带，还有许多棚户区，境况更为悲惨。这些棚屋是二十世纪初从苏北、山东、安徽等地逃荒到上海来乞讨或充当搬运工的移民所搭造的。她们用破旧的草席、芦扉、柴草、零碎木板搭成棚屋。棚屋内用柴草铺在砖块上充当床铺，用破旧的样铁桶砌成炉灶，当二十世纪初期日商内外棉会社在沪西创办纱厂时，苏州河南岸的药水弄和北岸的潭子塆，都成了纱厂工人家庭聚居的棚户区。
本书著者进一步指出：直到年，即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前夕，上海虽已成为全中国的主要工商业和财*金融中心，但还不曾作为文化和*治运动的枢纽，与北京分庭抗礼。在五四运动后紧接着的年代里，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工人群众日益成为经济、文化、*治运动的主体和参加者。左翼知识分子所发行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于年5月出版了一期劳动特刊。从年中国共产*诞生后，愈来愈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移居上海，其中包括劳工运动领导人邓中夏、向警予，还有著名作家鲁迅、巴金。他们撰写了若干描述产业工人生活和劳工运动的动人著作。年上海闸北区缫丝女工的罢工斗争，引起了外国传教士们对劳工悲惨境况的关切。传教士们关切和呼吁，促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置童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阿茄莎·哈丽笙（AgathaHarrison，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执行干事）、宋美龄和内外棉、怡和等纱厂的代表。年，童工委员会发表调查结果，并建议禁止雇佣十岁以下童工的报告。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原来工部局准备提交纳税人会讨论童工附律，始终未被采纳。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上海女工们的悲惨处境，唤起乐若干改革家的注意。其中值得注意的人物，首推当时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执行干事邓裕志。在她的主持下，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上海纱厂女工开办的补习夜校成倍地增加，各班级课程内容日益趋于进步。女青年会劳工部还曾任用留英攻读社会学归国的中国妇女学者充当夜校的骨干。这些学者曾撰写大量有关女工状况的文章。此外，她们鼓励夜校的学生们参加女青年会所举办的讲演会、辩论会等社会活动，还倡导学生们撰文描述她们自己的劳动和生活。其中许多文章登载在女青年会的刊物上。此外，在美国社会学家赫怕特·蓝姆逊（HerbertLamson）的指导下，沪江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们，开展对学校附近工厂区女工生活的调查工作。基督教女青年会虽属教会机构，沪江大学也系教会学校，当时各该单位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关心劳动者的疾苦，举办补习夜校，并深入劳工阶层，开展社会调查：所有这些措施，对上海纱厂女工们的学习文化，认识当前世界，提高*治觉悟，力图随时代前进，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纱厂女工状况，也引起了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注意。夏衍写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特别激起读者们对劳动妇女苦难的同情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