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在最近几年是存在感最强的外国元首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经常会出席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智库与论坛交流活动，并且每次都会谈美中关系的相关话题。
至于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李显龙主*的新加坡是一个正好位于现阶段中美*治影响力分界线边界上的国家，也就是夹在中美之间。
新加坡这个国家人口很少面积也很小，主要支柱产业都是以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际形势突发变化的时代新加坡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多的，并且美中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直接关乎他们的命运，因此李显龙也热衷于在这方面作表演。
最近李显龙又在公开场合谈到“认知战”的有关话题，这是一个相比传统认为的“舆论战”、“意识形态战”更隐蔽，更高层次的话题。
或者说可以认为是舆论战与意识形态战的升级产物，通过塑造认知对人们的思维造成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更加深刻。
举个例子，现在一般聊到的“美式民主”其实就是典型的认知战产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美国是否是民主国家”这个话题的支持与反对立场，最终的争论都塑造了一个话题，而最终人们就算不同意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至少对这个话题的存在已经是承认了，那么接下来，是否认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只取决于各自的立场，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反而没有人关心了。
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些年来美国自诩为“民主国家”，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可不敢自诩“民主”。
恰恰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是反民主的，那个时候西方标榜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并且他们将“民主”称为多数人的暴*。
年法国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前往美国考察后留下了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并写道“美国的民主*府并不像欧洲人认为的那样软弱无力，恰恰相反，其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乃至于这种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类似于‘多数人的暴*’”。
历史上西方学界、社会对“民主”这个概念是极尽诋毁的，“多数人的暴*”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一个概念，并在20世纪被广泛地与当时真正在扛“民主”大旗地苏联作绑定。
而对于美国历史，比如说美国白人对于美国黑人的长期压迫，也被西方学界定性为“多数人的暴*”。
也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其实普遍是反民主的，与今天这种动辄以“民主”这面大旗向他国发难的姿态相比，如同非常滑稽的闹剧。
实际上对美国的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包括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国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提出过很多反民主的论述。
约翰·亚当斯就认为“民主思想允许民众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满足自己卑鄙的欲望”、“民主会迅速让美国退回到无*府状态”、“民主无法长久、任何民主国家最后都会自杀”。
而华盛顿则认为“民主*府的一大弊病在于人民被误导、并且毫不自知”。
非常有趣的是，最后冷战时期真正在扛“民主”这面大旗的苏联，确实是自杀了。
但更有趣的是，三十多年后，在美国长期的绝对话语权的侵染之下，人们似乎忘记了美国与民主的关系，并且真的在争论“美国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话题，真是非常滑稽的一幕。
而这，就恰恰处于“认知战”研究的范畴，认知战并不直接改变人们的看法，而是通过塑造错误的语境来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最终达成让人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目的。
比如说很多反对的声音，其实说的是现在美国人因为疫情死那么多，所以美国不是民主的国家，但这种看法仍然没有摆脱美国长期的舆论宣传控制的影响。
其实仍然是基于承认“美国*府试图让国家民主”这个基调之上的结论，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美国一直都是反民主的。
所以说在“美国是否是民主国家”的问题上，要真是按照现在这种美国扛民主大旗的语境下来讨论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真正要争论的不是美国是否民主，而是去了解历史上美国*府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主，然后我们才会发现其实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反民主，现在拿“民主”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治工具。
但这还并不是认知战最可怕的一面，认知战相比舆论战而言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以更深层次的逻辑去影响反对者。
比如说，对于反美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难道美国的一切就都是错的吗？
美国的认知战对支持他们的人们塑造了一种对美国利益有好处的意识形态，而对反对者们，他们的认知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说很多反美国家，比如说古巴、南斯拉夫，这些前华约阵营的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都表现出了极端盲目的反美主义倾向，甚至变成了“凡是美国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
在对抗美国“舆论战”的过程中，因为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在舆论层面进行对抗，所以只能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凡是批评自己国家的声音一定都来源于敌对势力的资助”。
然后陷入了美国认知战的另一个陷阱，即一切都反着来，最终是对是错没人关心，反正只要看上去是反美的、和美国对立的就一定是对的。
这个问题广泛地存在于那些与美国存在对立的国家，比如说在这次佩洛西访台前后，佩洛西访台前反战的声音会被打成“外国代理人”、“五十万”，而在佩洛西落地之后，激进的主战声音就被打成了“汉奸”。
要塑造一个人、一群人的想法、塑造一个社会的认知其实并不只有一种办法，当中国人极端崇拜美国的时候，他们可以顺着来塑造。
但当中国人极端仇视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反着来塑造，正反两面都是可以的，正面的方式，就叫“舆论战”、而反面塑造的方式更难操作，也更加隐秘，这就是“认知战”。
如果说“舆论战”针对的是问题的是非对错，那么“认知战”针对的就是人们思维的底层，即影响人们在思考什么问题，以什么前提去思考问题。
在新闻传播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议程设置”，就是说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怎么看待一件事物，但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报道、渲染来左右人们思考什么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诱导并最终促使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朝着幕后操控者所希望的方向去思考。
要对付这种认知战，逻辑是远比舆论战更复杂的，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免疫美国的舆论战了，因为凡是任何不是歌功颂德的声音都一定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在这种环境下舆论战已经免疫，但更危险的是，以这种极端方式去对付舆论战之后，一定会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认知战”这个陷阱中。
而要对付认知战，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有东西，不要盲目地与人攀比，并且对本国的认同必须有本土化的基础，而不是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新冠大流行之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本身是没有根基的，这种自信完全来源于疫情期间中国与外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得出的，直白点说就是美国抗疫搞得差所以中国很厉害。
而这种构建在与其他对象进行对比方式之上的认同，其实自己是没有根基的，并且仍然没有摆脱美国的干涉影响，这种认同，仍然是美国有能力影响到的认同，即并没有摆脱认知战的范畴，且甚至可能也处于舆论战的范畴。
最终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当西方真的在疫情面前躺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对新冠病*零容忍的*策是否真的值得，并围绕这种*策进行争论，并最终导致一些人认为西方那一套躺平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迟早要躺平。
在这个循环中，一切都变了，但一切其实也没有变，美国通过舆论战没有拿到的东西，最终其实靠着认知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要对抗认知战，最根本的办法，是“脱钩”，在思想上进行脱钩，还是拿防疫举例的话，就是不要和其他国家比，按照本国国情与需求去考虑自己的防疫办法。
也是基于这个逻辑我很多次提到过：“如果我们不赞同西方的批判与抹黑，那么同样也不应该赞同西方的褒奖与肯定”。
比如说，当中国的媒体去报道美国学者、大使、官员在哪方面赞扬、肯定中国的时候，这本质上也是在向人们暗示：“美国对中国的评价是中肯的”。
在经过这个暗示之后，那么当美国抹黑的中国的时候，那一定会就会有人去信他们抹黑的东西。
因为他们称赞我们的时候，称赞的话语得到了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肯定，就有了话语权，那么接下来他们一定就能够通过这种话语权来否定我们。
所以之前国内几所重要的高校直接退出了美国学术组织制定的“全球高校排行”，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是非常突破性的一步。
问题就不在于他们肯定还是否定，而是基于对认知战的考虑，一切西方的标准都将让位于我们中国本土的标准，他们骂就让他们骂，他们称赞就让他们称赞，都无所谓，让他们说就行了，这就是思想上的脱钩，做到这一点才能免疫认知战的侵害。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事情，他其实是历史的大趋势。
清教徒思想终究不能长久，我们可以宣传那些很高道德标准的事情，但一定是不能逼人去做圣人的，美国为什么能够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发动舆论战、认知战，而他们并不害怕其他国家对他们发动舆论战与认知战呢？
是美国人都很聪明吗？并不是，美国在言论自由这方面顾忌很少，所以美国人平时在舆论上就见了很多各种各样奇怪的话术。
所以最后他们并不害怕被其他国家的舆论战影响到，说得直白点，就是美国社会自己对自己日常进行了充足的舆论战与认知战，经过了这种脱敏训练之后他们就获得了在这方面单向免疫的优势。
现在中国面对美国的舆论战与认知战，短时间内确实是可以靠着“思想脱钩”来解决，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最长远的办法，就是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美国人日常经受的那种“舆论战认知战”的脱敏训练，见多了就没那么容易被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