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近年来，欧美等国强调“再工业化”，呼吁制造业回归母国或同盟国。“再工业化”背后是各国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也是对过去多年“去工业化”的调整。
所谓“去工业化”，即随着人均GDP增长，在达到特定人均GDP水平时，制造业就业和增加值占比分别呈现倒U型，进入下降阶段。
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一些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其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比下降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比如，德国、韩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的制造业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落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带来严重就业损失，人均收入持续提升受到影响。
如何避免过早去工业化，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如何跨越中高端制造业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睿二位学者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中高端制造业增长长期缓慢有可能使得中国经历过早去工业化，落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中国的制造业合理比重范围应该在23%-27%，这一比重符合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更加复杂和完整的现实情况。
中国制造业应该警惕重蹈拉美覆辙
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南亚、非洲和拉美多地成为重灾区，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这背后折射了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去工业化首先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向外转移导致一国中低制造业占比下降。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将呈现出制造业总体占比下降态势，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则因中高端制造业占比持续上升而表现为制造业总体比重维持稳定。
考虑到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和配置，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是早熟的去工业化，往往表现为中高端制造业的衰落或缺失，中低端制造业的流失，掉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
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中高端制造业所处产品空间和技术领域的创新与生产规模增长缓慢，本国制造业总体上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
虽然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过度去工业化的问题，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是在完成了先进制造业体系建设之后，其本质是发展中高端制造业，转移中低端制造业。而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本质是制造业流失。以拉丁美洲国家最为典型，其带来的就业损失甚至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收入水平提升困难。
所以，中国要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重点要研究“过早去工业化”问题，避免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陷入中高端制造陷阱。
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
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优势不再明显，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的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方式面临巨大挑战，制造业发展面临困境。
郑江淮团队认为，虽然中国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和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偏低的问题，但总体上看，中国的中高技术产业出口额持续增加，且增速快于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表明中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在提升，总体上没有进入中高端制造陷阱。然而，中国内部各地区的制造业占比变化极其不均衡，北方地区制造业占比下滑严重，不排除部分地区滑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的可能性。
对中国而言，虽然面对重重挑战，只要应对有力，方法得当，制造业也可以跨越中高端陷阱，维持合理比重，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要如何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和持续提升人均劳动生产率。
然而，制造业要成功发挥这些作用，又依赖于该国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实现长期稳定和提升。郑江淮团队经测算得出，中国的制造业合理比重范围是23%-27%，这一比重符合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更加复杂和完整的现实情况。
中国需要维持制造业在这样的合理比重，跨越“中高端制造陷阱”，才能避免出现“不成熟的过早去工业化”，推动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德国、韩国等则成功保持了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下两个经验值得学习：
一是通过制造业的高度专业化，实现了在某些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占比长期保持稳定，为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后发国家转型成功需要比先发国家更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即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一般更高，如韩国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一度高于先发国家。这是因为先发国家会自然形成对后发国家的抑制，后发国家想要度过结构转型的攻坚期，需要更大力地推动自身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
跨越中高端制造陷阱的路径
中高端制造业对发展环境要求高、根植性强，全面转移不容易。中低端制造业竞争激烈，对成本敏感性高，根植性弱。纵观世界制造业发展史，各大制造强国无一不是抓住了中高端制造业这个牛鼻子，实现了制造业比重稳定。
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中低端制造业的争夺，造成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一旦制造业丧失活力，就无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效率提升也失去机会，陷入制造业低端化和服务业低端化的死循环。因此中国必须大力推进制造业深化，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发展。
与此同时，要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也不能将视野仅限于制造业。在产业边界日趋模糊，跨界发展蓬勃展开的背景下，许多制造业企业进行生产性服务业活动，许多研发、管理、会计、金融、影响、培训等企业也为制造业服务。只有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汇聚中高端创新资源，发展壮大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支撑制造业实现中高端发展，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23%-27%的合理水平。
对此，郑江淮团队在前述研究中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维持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定，需要遵循世界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在强化基础、鼓励创新、推动融合、优化环境、协调互补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
二要更加重视理工科教育和基础学科的资源投入，加大对理工院校或专业的科研经费投入，适度扩大理工科硕博生招生规模。还要鼓励各高校、科研院与企业合作，让企业也成为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
三要大力推动在战略性方向上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要针对“卡脖子”重点领域，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点。在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优势产业领域，更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
四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扩大生活服务业的范围，吸纳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就业分流人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研发设计、工业设计、商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进步，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五是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要素市场活力。以释放后发地区制造业发展潜力为目标，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调节、服务优化、监管规范等手段，提高制造业投资和创新的便利程度，持续推进金融改革，规范和发展制造业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加强资本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六是加强区域协调互补。针对北方地区制造业结构偏传统、创新不足、资源依赖度高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引入国际和国内资源，采取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产学研合作、鼓励创新、改善营商环境等措施，减缓制造业占比过快下降的势头。南方沿海地区的重点在于做好内外循环衔接的桥头堡，融入全球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中高端制造业的占比。南方内陆地区的重点在于发挥内循环的优势，合理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营商环境，在实现制造业占比稳定的基础上争取占比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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