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是由海格特（P.Haggett）提出的，该理论强调人口、资金、信息等因素的流动对不同区域空间产生的影响，在城市区域经济学、交通网络以及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研究中应用广泛。事实上，产业技术体系与空间体系的结合发展，有利于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
该理论有以下前提条件：
（1）区域互补性。区域互补性是指，在相关区域之间存在对劳动力、产品、资金、信息与技术等方面的供求关系，区域间的要素资源产生的互补性是建立在具有一定经济联系的基础上，空间相互作用的大小与区域互补性成正比。
（2）区域可达性。区域可达性是指，对劳动力、产品、资金、信息与技术等方面交流的可能性，空间相互作用与区域可达性成正向关系。区域可达性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其一是运输距离与时间的作用关系，即运输距离越短、时间越少，经济活动联系越方便，可达性越好，反之，可达性较差。
其二是可运输性，即不同产品之间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同，且产品属性不同，这种不同的属性将会影响其运输性，可运输性越强则可达性越强，反之，可达性越差。
其三是区域间政治等其他因素的障碍，即当区域间的贸易保护壁垒、文化障碍以及社会矛盾等冲突越多，可达性越差，反之则可达性较强；其四是交通建设的程度，区域间的交通建设程度越好代表了交通联系越便捷，则可达性越强，反之，可达性较差。
（3）干扰机会。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受其他区域的干扰所影响，区域间的互补性是多方面且多方向的，一个区域可能与一个或多个区域同时产生互补性，而互补性的强度决定了哪些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水平更高。干扰机会的存在可能使存在互补性的区域间不一定产生空间相互作用。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单个产业的集聚过程是一个产业在特定空间内基于特定产业技术的自组织过程；而多个产业的协同集聚，即产业共聚，则是产业体系在特定产业技术主导下的自组织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共聚就是产业体系形成过程的空间表现形态。
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与产业体系划分的关系既具有关联性又有其差异性。第一，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两大部类划分主要解决社会总产品如何实现的问题，是依据社会产品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种属性划分的，且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
产业体系划分则是从社会分工发展角度出发的，即社会分工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动，既包括物质生产领域也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第三产业为例，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运输业、金融业、娱乐业以及教育文化等均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第二，两大部类划分法和产业体系划分具有内在关联性。
首先，两大部类划分法以及产业体系的划分都是基于生产性劳动视角，生产性劳动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非物质资料生产（服务性劳动），即生产性劳动实际上包括了所有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其次，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必要且必需的。
无论是第二产业的发展还是第三产业的崛起，都需要生产与消费资料的支持，特别是第三产业所创造的价值都是附加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品之上的，例如物流运输、金融、广告以及销售等服务型中间品的投入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将在各种物质产品中体现。最后，两大部类划分法实际上是产业体系划分的高度综合和抽象。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生活所包含的各部门的关系实际上是两部门关系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细化，即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换以及相互影响是通过两部门的循环关系所实现的。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首次将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纳入分析的视野，是对产业体系最基本的分析。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进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服务部门也有了较大扩展。而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大危机，工业部门的发展不再占据优势，而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越发明显。于是，令人们想起配第的质朴思想。
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在年和年发表了《知识业的资本及其成长》《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等论文，以统计数字为基础，再次提及了配第的理论，并首次将产业的结构按三次产业来划分。费夏根据某一部门的消费需求进行分类。
假设最大限度的消费需求为1，则消费需求不足0.5的，为第一次产业；在0.5和1之间的为第二次产业；达到1的为第三次产业。按照费夏的划分方法，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狩猎；第二次产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通讯业、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
第三次产业包括公共服务业和公共行政事务，即商业、金融、教育、文化、政府等服务业。费夏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整个产业体系的三次产业的划分模式，并使产业结构理论在此开始初具雏形。此后，以费夏的理论为基础，克拉克提出了产业结构理论，并由库兹涅茨等人不断加以证明。
从产业体系的角度来看，三次产业的划分方式，为后来产业体系分析提供了一个产业全面分类的视角，同时也初步明确了三次产业直接的相互关系。即，第一次产业基本上是直接的资源生产类产业，第二次产业基本上是资源加工产业，第三次产业是为其他两种产业服务的产业。
而产业共聚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产业因技术相关性的多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为其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与第二次产业的协同集聚过程。这一视角，有助于对产业体系框架的解析和对产业体系形成过程的分析。
产业体系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在产业技术相关性和空间相关性作用下形成的产业技术体系与产业空间体系共同构成的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产业体系的基本理论是从产业技术和产业空间两方面入手对其加以理论诠释的。其中，产业技术体系，是指具有关联性产业技术的产业所构成的体系。
技术使产业产生并发展，技术的关联性使相关产业得以发展，最终诞生了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空间体系，具有产业技术体系的空间载体功能，是产业技术受空间要素限制下所形成的具有空间特征的产业体系。因此，产业技术体系决定了产业空间体系的发展，在作用并改变空间各要素发展的同时，对产业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产生影响。
产业技术体系与产业空间体系是产业体系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形式，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空间对技术形成有一定作用。产业技术体系中源技术的形成，必须依托于特定地域空间的资源禀赋与要素特征，只有积累一定资源和资本、有更高生产力需求并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的地域空间才会产生适宜时代发展需要的源技术。
另一方面，技术也选择空间。在源技术带动主干技术、旁支技术创新，逐步构建产业技术体系的同时，不同的技术会依据其所需的资源、劳动力、信息等要素条件而选择不同的空间落脚，进而依托该空间开展生产活动。
因此，二者没有产生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应时而生，互为源头和动力、同步发展而来，在产业体系的构建中缺一不可。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必然逐步向以城市群为依托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新产业革命迫切要求重大技术创新，而这一重任只能由经济规模巨大、人才优势显著、市场支撑能力强、科技金融发达的中心城市来完成。然后，逐步通过产业共聚的溢出效果，向周边城市延伸其产业链，扩展产业布局，形成建立在城市群基础上的现代产业体系。
关于产业共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体现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产业共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在城市群这类更大的区域空间，空间异质性必然会影响到产业共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因此，产业共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现象描述发展为作用机理的解释。
在此基础上，阐释产业共聚的形成机理，探索产业技术与空间因素对城市群产业共聚的影响，并对城市群产业共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做进一步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对产业共聚外部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分析，有助于解读产业共聚与现代产业体系的作用关系，以及二者共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