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消费增速放缓。
受到新冠疫情低基数效应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迅速回升，在3月达到34.2%；然而进入下半年，在报复性消费逐渐褪色之后，消费呈现相对乏力的态势。今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累计增速为14.9%，两年平均累计增速为4.0%。
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分化，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原因。在疫情的反复下，以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亦呈现同比增速下滑的趋势。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汽车类消费在下半年出现同比大幅下降的态势。而建筑及装潢类和家具类消费，受到房地产公司违约风险加大和房价预期增速走弱的影响，亦出现下滑。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在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作用下，名义和实际增速出现大幅背离。
2、投资增速整体平稳，制造业投资增势良好，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
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两年平均增速为3.8%，止住了连续三个月下滑的势头，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8%。
从三大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同比增长14.2%；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低迷，同比增长1.0%，较前值回落0.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下行，同比增长7.2%，较前值回落1.6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3%，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1.2个百分点，成为制造业投资加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当前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不减，相关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产业的投资规模有望继续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整体低迷，主要是由于政府债券新增规模整体不及预期，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的影响有限。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将部分儿童服务设施项目纳入专项债务资金支持范围，叠加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两新一重）建设等持续推进，预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有望回升。
房地产基本面继续下行，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从资金来源看，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8.8%，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信贷下滑尤其显著。从房地产销售数据来看，房地产销售动能持续走弱，对房地产投资起到了降温作用。从房地产新开工和竣工来看，房屋新开工面积降幅扩大对投资增速形成拖累，竣工面积增幅收窄未对投资起到关键支撑作用。在前期政策高压以及多家民营地产企业风险暴露的作用下，随着房地产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完善，预计未来房地产投资韧性或将减弱。
3、进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年1至11月，全国进出口增速高速增长，出口和进口累计增速分别高达31.1%和31.4%，贸易顺差比年同期增加.1亿美元。进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新冠疫情导致的低基数效应和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年出口同比增速仅3.6%，进口同比增速为-0.6%。由于疫情防控得当，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正常，并且经受住了包括德尔塔病毒在内的多轮疫情冲击，因而支撑起了进出口的高速增长。
第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贸易回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9%，世界贸易组织10月发布的《贸易统计及展望》预测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0.8%。年1-11月中国对美国、欧盟、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8.1%、32.7%和27.4%，进口增速分别为37.1%、22.4%、32.1%。
第三，大宗商品及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拉高了进出口额。年11月30日路透CRB商品指数相比年12月31日上涨30.6%，相比年11月30日上涨47.6%。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年1-10月进口价格平均同比增速为11.4%。
第四，跨境电商的发展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外贸的负面冲击。
4、劳动力市场大体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仍面临结构性调整趋势。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受部分地区散发疫情影响，年内失业率最高点5.5%出现在2月。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失业率持续下降，10月份降至4.9%，同比下降0.4%。截至10月新增就业人数累计万人，提前完成全年万的任务目标。受去年疫情基数较低影响，就业累计值全年同比均有显著增幅，略低于年的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同向变化且幅度接近，求人倍率保持在较高位置，到第三季度为1.53，面临结构性调整压力。高级技师、技师需求缺口较大，PMI从业人员指数年内高点出现在3月份，随后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保持稳定，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10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8%，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为47.5%。其中，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6.6%，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52.4%。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升，10月为48.6小时，同比上升1.9小时。
年第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累计万人，同比上升2%，略低于年第三季度。农村外出劳动力月均收入为元，同比上升10.4%，两年平均增速6.16%，回到疫情前-年6%-8%的区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相比疫情期间大幅上升，第三季度为元，同比增长9.7%，两年平均增速7.1%，恢复至-年疫情前平均水平。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分别为元和元，同比上升8.7%、11.2%，农村收入上升速度快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62，同比下降0.05。
5、数字人民币和数字金融资产。
中国数字人民币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测试正稳步有序进行，速度保持在世界前列，对深化金融普惠、增加人民币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第一只比特币期货ETF获得SEC批准，加密货币金融工具的合规化向前迈进一大步。相较之下，中国数字金融资产的发展较为缓慢。如何合理监管数字金融资产，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鼓励私营部门自主创新，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挑战。
6、劳动力人口素质仍需进一步提升，教育错配现象严重。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素质明显上升，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现象较为严重，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长期处于30%附近，部分时间处于35%以上的水平；恰好匹配发生率长期低于50%，整个劳动力市场有超过半数的个体处于一种技能岗位错配的状态。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产生显著的“惩罚”效应，导致个体的教育回报下降，并且该效应在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
7、“双减”实施合理、时机正确，但实施效果值得商榷，实施手段有所讲究。
改革开放以来，由教育导致的收入差距快速增长极大提高了中国家庭对教育的投资需求。目前我国中小学生面临愈发沉重的学业负担，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年我国青少年平均抑郁检出率为24.6%，各学段学生上学日平均睡眠时间与年相比减少40分钟以上。年我国儿童整体近视水平则达到了53.6%。年，每天完成作业耗时1.5小时以上的学生占到全体的65.9%，且74.1%的学生每天用于户外运动的时间小于0.5小时。
年上学期间，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平均时长为5.9小时/周，而暑假期间学生每周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总的时间则长达15.0小时。校外培训造成了一定的教育不公平的同时，还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一定的负担。
年年消费支出最高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元/年，是最低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元/年）的约20倍，且后者用于学科培训的费用占其总支出的9.3%，甚至高于前者的7.3%。
更为富裕的、父母教育水平更高的城镇家庭的子女更可能接受校外培训，且校外培训的支出更高。如果教育的收入回报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通过校外培训投资的途径，子女的教育水平将与家庭背景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可能强化我国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趋势，降低代际流动性，有悖于“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近期出台的“双减”措施通过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量和作业形式、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要求学校开设课后服务等旨在减轻学生的教育负担和家长焦虑情绪，并对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有了初步成效。
但是“双减”对校外培训“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有效降低家庭对课外培训的强烈需求，且“地下补课”现象的滋生已初现端倪，“双减”并没有实现降低学生课外培训负担的预期。
8、目前我国收入两级分化严重，初次分配、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等能力明显，第三次分配的调节能力需要谨慎对待。
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严重。我国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5以上，高于大部分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的位置。我国年收入前1%人群与后50%人群收入占比比率为0.97，在个国家中排名94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是调节收入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手段。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且劳动报酬占比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年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1.3%，在个国家中排名7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分配对收入不平等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跨国数据显示，税后基尼系数均较大程度的低于其同一时期税前基尼系数。
我国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加深，财产税税收体系仍有待完善。从国外数据上看，第三次分配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调节能力需要谨慎对待。印度尼西亚在CAF（国际慈善援助基金会）评测中慈善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
9、随着家庭信贷政策的反复，本已收缩的家庭债务重回增长的轨道。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年，家庭部门债务继续攀升，但增速前高后低。在年前10个月居民户新增中长期贷款中，有7个月份低于年的均值；居民户新增短期贷款总量较年同期仅增长4.4%，这也反映出消费的疲软。
家庭部门的债务累积虽被迫降速，但受房地产调控效果在二手房市场显现的影响，家庭部门的存款速度降的更快。区域间贷款存款比的分化加剧，整体而言，家庭部门债务累积也呈现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即东南沿海省份的家庭债务累积最多，这也同中国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来的区域异质性一致。
虽然家庭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下降，但下滑的幅度仍要小于整体信贷的下滑幅度，导致其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从4月份开始呈现出上升趋势，已经由4月份的35.9%上升至10月份的56.2%，远高于-年的平均值。这也说明，即使在房地产市场受到多方限制的情况下，家庭部门加杠杆的动力仍要超过整体经济加杠杆的动力，这也是判断当房地产信贷政策放缓后，家庭部门加杠杆速度会继续提高的原因。
家庭部门杠杆率已经在三季度开始回升，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测算，截至年二季度，家庭部门杠杆率（家庭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下降至62.0%，较年年末减少了0.2个百分点，但第三季度又恢复至62.1%，恢复至一季度的水平。且如果将疫情后两年综合考虑的话，年第三季度较年底增加6个百分点，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季度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
伴随着后疫情时代GDP增速的回稳，以及信贷调控政策的松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家庭部门杠杆率仍会维持增长的态势。家庭债务增速过快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10、运用多样化政策工具对冲双碳目标下的经济风险。
年9月，中国首次向全球宣布，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年前实现碳中和。当前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仅剩30年的时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时间更紧、任务更重、难度更大。严格的双碳目标或将带来经济增长降速风险。结合我国环境治理的历史经验发现，于-年间推行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显著降低了受规制地区的工业企业营收、税收缴纳与GDP增速。
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税率的渠道弥补财政收入，以“稳支出”的方式缓解短期经济压力。然而，税收结构的调整将同时造成市场扭曲。因此，权衡短期与长期环境治理目标，使用诸如绿色金融信贷、有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与土地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维持我国在新能源行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对冲碳规制带来的经济风险，将成为双碳目标下工作的重心之一。
本文内容节选自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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