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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走向常态化的一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战略转换之年，年中国经济的常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上半年中国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成果，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生产需求持续扩大，就业物价基本稳定，微观基础明显改善，市场预期不断向好。
1、中国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步入稳定复苏道路之中，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生产体系与产业链的弹性与韧性，更为年中国经济从持续复苏走向常态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十四五开局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转型提供了契机。
2、在低基数效应、内生动力增强和趋势性回归力量的作用下，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总体增速偏高”、“表面上逐季回落”、“实际上逐季回升”的显著特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开启常态化进程。一是国民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实际产出水平已基本回到长期增长趋势线。二是生产供给持续高速增长，产业复苏的短板领域加快补齐缺口。三是外贸外资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为内需复苏争取宝贵时间窗口。四是消费和投资实现恢复性增长，并不断强化内需增长动力。五是企业绩效、居民就业、政府收入全面改善，微观基础得到深度修复。六是宏观经济景气程度显著回升，市场预期和信心明显改善。
3、上半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启了政策常态化进程，并完成了压力测试。超常规政策的退出、财政政策节奏的后移、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使得上半年政策性支撑力量全面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边际放缓，但依然保持了稳健复苏态势，为最终实现常态化增添了底气。
4、上半年，疫苗研制的成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的分配使用，使全球疫情形势总体向好但局部恶化，世界经济在稳步复苏中出现明显分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疫苗接种、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加快复苏，而印度巴西等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则在疫情失控、政策空间逼仄下陷入困境，国际政经局势更加复杂。
5、复苏的不平衡、不充分、不稳定是年中国经济闪电式复苏的遗产，并对年中国经济的常态化和政策的常态化产生严重干扰，在外部疫情反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债务风险累积、政策性力量急于退出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常态化进程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全面显化。一是内需恢复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指标比例仍不协调，区域分化仍在加剧，使得经济复苏动力在边际上出现弱化势头，影响经济常态化进程。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给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实施带来严重干扰。三是趋势性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四是制造业投资与增加值增速严重背离，中长期预期有待改善。五是企业出现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信用市场风险有所释放。六是就业压力减轻，但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依然困难。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感受与宏观数据表现产生一定的背离，社会不同阶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出现强劲分化。预期分化和经济主体对经济困难忍受程度下降是年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新情况。
中国宏观经济常态化进程中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为下半年精准施策、确保常态化进程全面完成提供了指引。展望下半年，随着中国经济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常规性扩张政策效应的延后显化、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布局和项目落地、全球疫情及经济形势的逐渐明朗，中国宏观经济有望加快完成常态化进程。
1、经济内生动力的持续增强决定了趋势性回归力量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两个层次的缺口（需求缺口——需求增速是否匹配供给面增速；产出缺口——经济增速是否回归常态化增速）将最终得到完全弥补，同比增速“前高后低”、两年复合增速“前低后高”的基本走势将得到完整呈现，产出水平将更稳固地运行在长期增长趋势线之上。
2、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一年，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性扩张政策的转换决定了政策增长拉动效应的后移，下半年政策效应充分释放将带来更为强劲的增长，成为弥补中国需求缺口和提振短期经济形势的核心因素。年宏观政策的基本定位是实现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性扩张政策的转变，而非直接过渡到逆周期调节政策，全年来看，政策性力量的支撑效应依然强劲。
3、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始部署实施的一年，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统领下，科技自立自强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布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短板的补足、扩大内需战略的启动等举措，不仅将引发经济主体预期的改变，同时也将替代非常规刺激政策成为需求扩张的基础性力量。
4、年是中国加强金融风险处置的一年，经济复苏与风险显化并存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也使得货币政策急于回归稳健中性，将政策重点转向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平抑房价上涨势头。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平衡点。一方面，从政策退出效应来看，随着特殊性支持政策的逐步退出，脆弱地区和部门的潜在风险势必水落石出。另一方面，从风险演变规律来看，相比宏观经济复苏，微观基础的修复和金融风险的暴露会略有滞后。债务集中到期偿付的风险、大中型企业债券违约引发市场动荡的风险、地方财政紧平衡下城投信用风险、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显化的风险、国际金融市场泡沫破裂的输入性风险，是年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