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完成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比重现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下降的势头，并且具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这种趋势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现象，是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环境变化、人口结构转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可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放缓等风险，势必影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我国未来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其实质是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工业化的深化，进而实现按可比价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处于合理区间，并遏制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继续过快下降的趋势。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制造业要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在巩固强大制造能力基础上提升创新能力、复杂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制造业比重；去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基金：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课题（JJPCDX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GL）。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然而，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均出现了连续几年明显下降的趋势，同时又伴随着生产率增速下降[1]。跨国研究表明，制造业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2]，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停滞[3]。并且，制造业既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主体，又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当前，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威胁到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且影响到国家创新能力巩固提升，甚至影响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特别是，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快了世界产业链供应链收缩性调整，发达经济体通过引导本国跨国公司加速产业链垂直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和巩固制造业的基础地位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当然，现阶段我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不是片面追求制造业规模增长，而是更加注重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特别是创新能力、复杂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显著的国情特征，不能简单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也不宜过早地下消极“去工业化”的结论，而应该深入分析这种现象背后有哪些地方值得深入反思和探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实质和战略方向。
一、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全球性“去工业化”现象
“去工业化”通常是指发达国家在经历过完整工业化进程之后出现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也可以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4]。虽然学术界对“去工业化”现象研究已有较长的时间，但对这种现象却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理、可接受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过早“去工业化”是不合理、不可接受的。可是，在每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经常会反思本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就业流失等问题，也曾希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采取若干重大举措，尽可能地留住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或吸引制造业回流，以实现重振实体经济的目标，但这些举措却往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去工业化”已成为很多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心病”。
诸多研究表明，有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衰退带来的“去工业化”现象。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被视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威胁，这是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创新的主要载体和国家安全的保障部门，能够吸纳各种技能人员就业[5]。然而，有些国家在很长时期里并没有对“去工业化”现象过于担心，原因在于这些发达国家即使出现了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和比重都下降的现象，但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这说明了制造业就业变化主要是由生产率进步所引起的。如，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实际GDP的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在个别时间段还出现了上升的情况，但其就业份额持续下降[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了12%，—年下降幅度则高达25%，—年美国共计减少了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其中75%的流失就业岗位主要是由存续企业直接关闭下属工厂而导致的，还有25%的流失就业岗位是由破产企业造成的，但制造业就业流失并不意味着大量人员失业，而是就业重新配置到服务业部门[7]。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同样发生在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8，9]，—年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制造业增加值占名义GDP比重分别下降了11.3%、12.9%、21.7%、12.1%和8.5%，同期这五个国家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本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14.6%、7.5%、21.4%、10.6%和8.2%①。进一步，有些学者使用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如，一项通过微观数据分析丹麦制造业企业动态调整变化与“去工业化”现象的研究成果表明，有些制造业企业转到销售、研发设计等服务业，有些企业即便留在制造业，也是进入高技术领域[10]。虽然“去工业化”问题原本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而发生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的现象，是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如，容易加剧社会不平等、减弱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加国际贸易冲突的风险等。对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了“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发展战略。
①数据来源:EUKLEMSDatabase。
还有一些事实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导致了本国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跟发达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国家，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制造业从业人员或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势头，这种现象就是早熟的“工业化”[11]。并且，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还是在服务部门扩张的时期都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12]。跟发达国家自然而然出现的“去工业化”不同，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不是一种有效的均衡结果。然而，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成因研究却长期没有形成共识，深化工业化的能力缺失、政府不当政策干预、资源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发生。同时，相较于发达国家正常的工业化进程，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工业化阻滞的压力，还有些国家甚至逐渐丧失了继续纵深推进工业化的能力。而过早“去工业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过早“去工业化”不仅让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制造业就业岗位、工业品出口能力以及通过制造业获得技术积累的机会，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遭受极大破坏，难以修复。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往往容易形成不具规模优势的产业结构和弱化生产率增长的基础，这又经常被认为是这些国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13]。
近些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现象比较突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多年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呈现相同的趋势，我国具有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特征[14]，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式“去工业化”。比较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现阶段不但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还面临着制造业生产率下降的问题[15]。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部门转向生产率较低的传统服务部门，那么这种结构性调整就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蔡昉（）[16]认为这就是“逆库兹涅茨化”现象。虽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连续多年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发生，但学术界对中国式“去工业化”现象的特殊之处、是否合理、主要成因等方面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中国式“去工业化”现象是否合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带动、出口扩张等方面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带动作用，而服务业效率提升能够起到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制造业比重降低就被视为成熟的“去工业化”[17]，但我国这轮“去工业化”的合理性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式“去工业化”现象的原因，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共识。陆江源等（）[18]认为，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依赖政府干预的传统增长方式效率下降，工业化时期的诱致机制逐步失灵。而魏后凯等（）[14]认为，我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和产能过剩的阶段性影响。不过，也有学者从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去工业化”。如，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去工业化”的诱因，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比较落后，从而导致服务业对制造业带动作用较弱[19]。另外有学者认为，政府如果采取干预政策提高服务业份额，可能推动服务业工资上涨并传导至制造业部门，并当制造业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时，制造业就逐渐丧失了竞争力[20]。不可否认，上述这些文献能够部分解释中国式“去工业化”现象的原因，但没有考虑到制造业比重下降中的政府“去产能”政策、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还不能比较全面反映中国式“去工业化”现象的一些特殊性。
二、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特征表现
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制造业从业人员净减少规模较大，制造业地位相对下降，呈现出过早“去工业化”的苗头。而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既有产业结构转变的一般性规律特征，又存在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些国情特点。
第一，制造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和比重呈现“双下降”的趋势。
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年末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不含农业）的比重为27.32%，比年末净减少了.8万人，比重下降了7.83个百分点。从历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报告的数据看，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经历过了“倒U型”的变化过程，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则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见图1）。与这个变化密切相关的事实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此后出现缓慢下降的势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意味着社会能够为制造业提供劳动力的能力减弱，而且还抑制了社会消费需求增长。可见，人口结构转变是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现象的时代背景特征。
图1我国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及其占比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连续几年下降的现象。按照现价计算，—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阶段的峰值，为32.45%，年以后呈现较快下降，年已降至30%以下，为27.17%（见图2）。即使是采用以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制造业增加值数据，—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了缓慢上升，年达到阶段的峰值，为42.08%，—年持续下降。进一步地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的趋势与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同时，与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规模快速扩大，即使在中央实施了“去杠杆”政策的时期，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7.68%，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过快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比较缓慢，并且主要由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
图2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趋势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