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维宣腾讯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吴绪亮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披露了—年十年间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通过与前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人口变动呈现出三大重要趋势：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抚养比显著提高；二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增加；三是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人口流动与劳动迁移规模扩大。
（2）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影响，具体体现在“生产效应”“消费效应”“行为效应”与“对冲效应”等方面。此外，人口或劳动要素的空间错配将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而人口流动则会缓解区域间劳动要素错配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当前，以数量型人口红利为主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同时以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流动迁移推动的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红利为主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正在兴起，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年左右明显超越数量型人口红利。当前，中国正处于两次人口红利转换和数字化浪潮深入发展的历史交汇期，如何通过“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掘数字经济的潜力，顺应人口转型和红利交织的历史趋势，顺利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4）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教育实现公平化、个性化、智慧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在农村的教育、健康和认知人力资本积累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康养医疗可以降低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的门槛，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数字接入促进老年人就业参与；智慧健康、智慧医疗与智慧养老等产业的发展，还将通过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数字化发展可以促进创业就业与非劳动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并为劳动力流失地区提供新发展思路。
人口变动三大趋势：
抚养比、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迁移
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披露了—年十年间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通过与前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人口变动呈现出三大重要趋势。
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抚养比显著提高。根据《公报》数据，如图1所示，“在年龄构成方面，0~14岁人口为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万人，占6.5%；60岁及以上人口为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万人，占1.50%）。与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
图1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六普与七普公报整理得到
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揭示出中国人口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减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同步提高推动了人口总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的大幅上升。历次普查中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根据国际惯例，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0~14岁与65岁以上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我国国家统计局在计算总抚养比时也采用这一标准。同时，在国际上衡量老龄化程度时，也通常会采用60岁作为年龄界限，因此本文也考虑这一标准下的人口抚养比变化。除此之外，根据目前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文件所规定，现行退休年龄是，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因此，在计算实际劳动年龄人口时，应该考虑法定退休年龄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影响，为便于计算，本文统一将15~59周岁男性与15~49周岁女性视为劳动年龄人口[1]。
由于60岁标准比65岁标准多计算了60~64岁年龄区间的人口，因此，60岁标准下的人口抚养比必然高于65岁标准。而且由于法定退休年龄标准比60岁年龄标准多计算了50~59岁年龄区间的女性人口，因此，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下的人口抚养比必然高于60岁标准。由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在退休后将基本丧失收入，对劳动年龄阶段的子女的抚养需求陡然升高，因此，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下计算的人口抚养比才是更贴近现实情况的数据，而65岁标准则很有可能低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
根据图2数据，法定退休年龄标准、60岁年龄标准、65岁年龄标准下的人口抚养比均在二普时达到最高，并持续下降到六普，期间中国收获了显著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与六普相比，七普的人口抚养比显著上升，分别从六普的52.5%、42.7%、4.%上升到七普的79.9%、57.9%、45.9%，全社会的抚养负担迅速提高，尤其是在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下计算的实际人口抚养比提升幅度最大。
图2不同标准下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抚养比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到
二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增加。根据《公报》数据，“与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人上升为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人上升为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人下降为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人下降为人”。如图所示，每10万人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已实现稳定下降，而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则持续稳定上升。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稳步提升，从二普的6.75年提高到七普的9.91年年。
图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整理得到
三是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人口流动与劳动迁移规模扩大。根据《公报》数据，“分区域看，与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根据图4所示，东部地区人口持续保持稳定的线性增长；东北地区人口在六普时达到最大，并在七普时出现负增长，下降到四普前的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在一普至六普时大致保持一致，但是两地间的人口增长在七普时明显拉开差距。人口增长正沿“胡焕庸线”向东西两侧分裂，“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国人口净迁出不对称的“分水岭”（吴瑞君，朱宝树，）。
人口分布的这种变动，既取决于区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时也受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影响。根据《公报》数据，“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人，跨省流动人口为人，省内流动人口为人。与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人，增长69.7%”。历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规模如图4所示，由于在一普和二普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严格执行户籍制度，几乎不存在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逐渐开始松动，区域间人口流动也随之逐渐增加，从三普的约万人增长到七普的.75亿人，流动人口规模已与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总量相当。
图4历次人口普查的各省人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公报和王海龙（）整理得到
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生产
效应”“消费效应”“行为效应”与“对冲效应”
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人力资本质量的积累叠加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动，将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抚养比上升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制约，其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递减现象”，即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消费力递减（蔡昉，）。在供给侧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揭示出因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投入要素的下降，将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指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已有文献证实，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抚养比加速上升，将抑制劳动市场市场规模扩张，降低劳动参与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王婷，李科宏，；都阳，封永刚，）。Maestasetal.（）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老龄化速度每增加10%，将使人均GDP增速下降5.5%，其中1/来源于劳动力增长放缓，2/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都阳和封永刚（）利用中国数据预测，仅仅由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在—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将会放缓1.07个百分点。
在需求侧方面，生命周期理论强调，消费者会基于福利最大化来平滑一生的收入与消费，在退休之前将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退休后丧失收入只消费不储蓄。少年儿童与老年群体作为“负储蓄”人口，当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升高时，就将会导致储蓄率的降低。低储蓄率将会进一步通过减少投资与资本积累，从而阻碍经济增长。KwackandSunLee（）的研究证实，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储蓄率有负面影响，王颖和邓博文（）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与少儿抚养比相比，老年抚养比或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受到更多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