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提出的减排政策及承诺并不能满足《巴黎协定》的2℃或1.5℃温控目标的要求，截至年9月，各国提出的包括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内的承诺仅能保证温升控制在2.7℃左右（区间为2.4～3.1℃）。因此，各国均需要提升气候行动力度。按照中国目前现有的气候战略及相关政策，未来排放路径如何？能否实现国家提出的相关目标？本章将结合EPS模型研究结果探讨中国未来低碳发展之路，并提出深度减排的关键驱动力，即关键政策、措施，以期中国能有效部署“十四五”规划、提升年气候行动雄心，以支撑中长期深度减排气候战略。
2.1实现深度减排，国家任重道远
2.1.1现有政策可实现NDC目标，强化行动助力深度减排
中国正在积极践行低碳发展之路，然而在现有政策、措施的支持下，未来的能耗排放路径到底如何？是否可以实现NDC目标？是否可以对《巴黎协定》的全球目标有所贡献并实现深度脱碳？为了更加科学地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本研究采用了EPS模型开展中国未来至年的碳排放路径分析，评估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项政策对各个领域产生的潜在影响。以政策的节能减排效果评估为基石，EPS模型覆盖了工农业、建筑、交通、能源生产及土地利用五大行业，并可以提供各行业成本效益、社会效益的深入分析。该研究设置了两个情景，分别为现有政策情景和强化行动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包含了当前国家已公布的政策导向和目标，具体而言，中国已提出的NDC承诺、能源革命战略、“十三五”规划和其他政策文件中提出的目标，都被认为在现有政策情景中会实现；到年，该情景会考虑对各相关的现有政策手段进行延续。强化行动情景是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主要政策的实施力度，并实施新的节能减排政策与技术措施，以期至年实现深度减排；根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的研究数据，到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除林业碳汇外）控制在55亿～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以实现《巴黎协定》2℃的温控目标，进一步控制在4亿～5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以实现1.5℃的温控目标。该情景将探索有效实现2℃甚至1.5℃温控目标的排放路径。
根据研究，如果维持现有政策及行动的发展，中国将可以于“十四五”中后期（年左右）进入排放平台期，且在“十五五”中期（年左右）达到不超过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实现NDC承诺的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见图2）。同时，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达到0.89吨/万元（年价），比年下降71%左右，也将超额完成60%～65%下降率的目标。然而，在现有政策及行动的情景下，中国在排放达峰以后仍将有5年左右的平台期，直至年左右才出现明显的排放下降趋势。平台期共持
续1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稳定在不超过亿吨的水平。到年，二氧化碳排放还将有约83亿吨，温室气体排放约有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比当前排放水平降幅较小。
而在强化行动情景下，在保障各类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控制减排成本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各领域的节能减排措施力度，尤其是大幅减少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和电力行业排放（见图3），中国二氧化碳及温室气体排放将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排放平台期大幅缩短。二氧化碳排放提前至年左右进入平台期，并于年达峰，四年平台期稳定在亿吨左右的排放水平，随后将实现快速下降，到年约有36亿吨。同时，按此下降趋势发展，中国也有望于年前实现既定的“碳中和”愿景，助力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此外，该情景下中国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比年下降73%左右，相比现有政策情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控制排放并不等于抑制能源消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将促使能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按照现有政策趋势发展，年中国能源消耗将达到55亿吨标准煤左右，其中煤炭消耗约25亿吨标准煤，仍然占据能源消费的主要份额，而非化石能源消费也逐年增长，年达到约14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的25%左右，超额实现NDC目标的承诺。如进一步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完善能源系统，在不影响经济生活产出的前提下，中国整体能源需求增长态势将放缓，煤炭消费将大幅下降，同时大部分新增能源需求将由非化石能源供给替代（见图4）。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由现有政策情景下的45%提升到强化行动情景下的59%，提高了清洁能源利用的比例、实现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中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的愿景。
2.1.2中长期深度减排创造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
实现中长期深度减排，不仅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更能带来经济与社会双重收益。随着新能源发电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新建及老旧建筑设施改造，设备投资、建造成本将有所增加（见图5中蓝线）。然而，随着能效提升类政策的实施，以及各行业不必要支出的减少，燃料费用、运行维护费用将在后期大幅降低，相比现有政策组合能实现成本节余（见图5中橘线）。由于各类补贴将逐渐退坡，而设置实施的工业过程排放碳税政策将增加收入，初期整体税费支出将相比现有政策组合有所减少；但是后期随着CCS技术的大力推
广，CCS项目的退税或补贴机制将增加一定的税费支出（见图5中灰线）。综合来看，选择强化行动路径，后期成本将逐渐减少，并能在年之后实现正向的经济收益15（见图5中黄线）。
通过控制碳排放所带动的空气质量提升（VOCs、SOx、PM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减少）也有益于人体健康。相比现有政策路径，到年强化行动路径将可以额外避免高达单年万人的过早死亡。如乘以中国人的统计生命价值，避免早亡可带来1.6万亿元（年不变价）的货币化效益。
同时，强化行动路径还可以规避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如减缓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短缺，其所带来的气候效益也将大幅增长，基于碳排放的全球社会成本测算，到年将产生2.9万亿元（年不变价）的货币化气候效益。综合以上多重社会效益（见图6中橘线）并考虑设备投资、运行维护费用等经济支出（见图6中黄线），相比现有政策情景，强化行动路径将可以在年之后持续实现正向的净效益（见图6中绿线），年单年将产生高达6.5万亿元（年不变价）的全社会收益，而在近期（“十四五”期间）则可累计产生近8千亿元（年不变价）的社会价值。因此，在现有低碳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减排控温行动、尽早制定并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将创造巨大的效益，对国家、社会及个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1.3尽早落实四大关键驱动力，加速实现深度减排
中国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低碳发展工作，然而如何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应实施哪些技术可行、成本可行的政策以实现深度减排？在多领域、跨部门的各类政策中，本课题通过EPS模型帮助识别了实现深度减排的关键驱动力。EPS模型提供了近80项涉及优化生产生活水平、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结构以及促进科技研发的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最终通过研究评估及敏感性分析筛选出了具有减排效果且成本相对最低的包含23项技术措施的政策组合（见图7），主要包括工业、能源生产、建筑、交通领域的直接控排手段以及碳去除手段与市场手段。
在评估各项政策减排潜力及减排成本两种维度下，可以进一步识别出优选政策。实施图8中左侧的相关政策则具有较好的收益，而右侧的政策将面临较高的单位减排成本；同时，如果政策横跨幅度较高，则说明其减排效果显著。例如，一方面，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图8中最左侧的蓝柱）主要为行政命令型手段，不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但是其减排效果相对有限，而同样具有负成本的优化电力调度机制的减排效果则最为显著；另一方面，最右侧的提高电动交通工具占比和建筑节能改造两项政策均需要较高的设备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因此实施此类政策的单位减排成本较高，但同时可以看到推广电动交通工具可以带来较高的减排潜力
尽早实施减排潜力高且减排成本低的政策，则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减排收益，这是中国实现中长期至年深度脱碳的关键驱动力，也应是“十四五”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