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氢共舞
探寻煤炭清洁利用新出路
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正在加速驱动我国能源转型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在能源加速转型和全球新旧能源交替的过程中，煤炭产业正积极寻找转型发展新路子。煤制氢，作为近年来煤炭行业在能源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探索，同样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面对变革“既不悲观也不无视”
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的提出，将助力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也让煤炭行业前所未有地站在风口浪尖，直面新变革、新挑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表示，对此我们“既不悲观也不无视”。“不悲观”来自雄厚的底气。煤炭一直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主要能源。年，我国煤炭产量仍达到39亿吨，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56.8%。煤炭保证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能源需求，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它仍然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消费需求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有研究预计，到“十四五”末期，国内煤炭年消费需求仍将达到42亿吨左右，煤炭产量需要达到41亿吨左右。消费总量仍然有所增长、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届时，全国煤矿数量将进一步压缩到处左右，建成千万吨级矿井（露天）65处、产能近10亿吨/年，培育3家至5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煤炭企业。到“十四五”末期，我国煤炭供给质量和生产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将进一步提升，煤炭工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据介绍，在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层面，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推进，我国现代煤化工技术和产业空前发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型现代煤化工企业发展到70多家，建成投运各种大型气化炉多台（套），形成煤制油产能万吨、煤制气产能51亿立方米、煤制烯烃产能万吨、煤制乙二醇万吨、煤制合成氨产能多万吨、低阶长焰煤生产兰炭产能1亿吨以上，百万吨级煤制芳烃、百万吨级煤制乙醇、千万吨级低阶末煤干馏热解提质分级转化升级示范工程和一批现代煤化工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整体煤炭转化能力已经超过3亿吨。“不无视”来自日渐紧迫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正值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大气污染防控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更加紧迫。刘峰表示，作为生产单一高碳化石能源的煤炭行业、煤炭企业，要深刻认识时代的变化，深刻认识人类发展长河中各种能源发展的阶段性、替代性，深刻认识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煤炭行业需未雨绸缪，抓住转型发展的新机遇，满腔热忱地迎接低碳、无碳能源时代，积极参与和投身到新能源发展的潮流中”。而在新能源发展的潮流中，有一股浪潮势头强劲，不容忽视——氢能。从煤到氢氢源有了可靠保障
氢（H），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一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氢能的无碳属性尤其突出，被视为是21世纪的“终极能源”。据世界氢能协会预计，到年全球环境20％的二氧化碳的减排要靠氢气来完成。随着氢能应用技术发展逐渐成熟，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持续增大，氢能产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备受第一章下坡之路Downhill
第二章悬崖之边Ontheedge
第三章穿过荆棘Outofthewood
第四章为何是我Whyit’sme?
年4月1日，我高二，一代巨星张国荣因抑郁症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24层一跃而下。
他在遗书最后一句写道：“我一生未做坏事，为何会这样？”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张国荣是谁，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tooyoungtoosimple”的我，还为他的轻生行为而嗤之以鼻。心想，只有弱者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现在轮到了自己，才真正领会到，什么叫做“少年不知愁滋味”。
生病之后，我也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
“我家庭稳定，老公对我不错，父母还来帮我带孩子；我工作普通，但至少还有些许名校光环，我竟然还抑郁了。”
“我是不是太矫情了？为何会这样？”
我尝试回到过去，反思人生的一些重要节点；而医生对我的很多询问，也帮助我跳出自己，以第三人的角度，来重新审阅过去这33年。
医生问我，“Hasanyoneinyourfamilyhadmentalillness?(你有没有家人得过精神疾病？）”
我说，“有，我的亲伯伯，年轻时候就得了精神疾病，但我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诊断。”
那时候还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一提到“精神病”这三个字就避之不及（当然现在也是）。几岁的我虽不真正明白，只是从大人口中听到“他又犯病啦”这些话时，也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从未真的见过伯伯发病，他对我十分亲切，总是蹲下来笑着问我要水喝，但我总是害怕他，躲着他。
我常听到他在院子用清亮的嗓音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他是我小时候见到过的唱歌最好听的人。
我也曾经听我的姥姥说，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太姥会“中邪”。“中邪”，也许是19世纪初对精神疾病的笼统说法。姥姥说我的太姥会忽然改变嗓音，改变说话方式、表情和行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那时候还是十几岁的姥姥，就会勇敢地站出来，和太姥对话，给她“驱邪”，叫那个附在太姥身上的灵*快点走。
而在现代医学定义里，太姥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叫做多重人格，或解离症(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
同一家族的人，因为有着相似的遗传基因，那么得同类疾病的风险也相似。医生对我的这个询问，就像是糖尿病医生在筛查病人糖尿病风险时，问有没有糖尿病家族史一样，想以此来判断我身上是不是有患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
但是目前这种判断也只能推测，难以量化发病风险。现在科学家们利用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来寻找人类基因组中哪些基因，和哪些基因与基因之间的区域(codingandnoncodingregions)发生变异时，会造成精神疾病(1-4）。这会是以后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的重要手段。也许再过十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提前预知自己的风险，防范疾病的发生。即便发生了，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地治疗。
医生又问我，“Howdoyoudescribeyourchildhood?(你如何描述你的童年？)”
我想了想，这似乎是个一两句话难以说完的问题。
我回答说，“那从我与我家人的关系来描述吧。我从小父母就对于我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学习上。我和父母关系很好，但不算很亲昵，我们之间几乎没有拥抱这种。我与姥姥和奶奶比较亲近，她们给与我的温暖和温柔，算是弥补了这些方面的缺憾吧。”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高考大省的十七八线小城市，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当时正值计划生育的开始几年，我妈怀我的时候，全家人都期待是个男孩，因为家族里我这一辈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女孩。尤其是被我爸视作和母亲一样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对此尤为重视。她当时守在产房外，听说又是个女孩，哭着离开了。
听说我出生不久，有次我爸去参加同学婚礼。婚宴上几个同学都嘲笑我爸，说大家都生了儿子，只有你生了女儿。爸爸喝得大醉，回到家从奶奶怀里一把夺走襁褓中的我，回到卧室把门反锁起来，任由我妈和奶奶大声拍门呼喊也不开门。我哇哇大哭，我爸大怒，说再哭就把我摔到地上。听到这些，我妈和奶奶开始在用锯子锯卧室窗户上的防盗网。
我当然不记得这些，只是长大后看到过窗户栏杆上一个被锯过的凹痕。
我猜也许是内心深处不想输给别人，父母一直都把我当男孩养。爸爸说他最喜欢我理短发；妈妈也希望我多和男生做朋友，这当然不是让我早恋，而是让我从男生身上学习他们的优点，比如坚强、独立、理性和有上进心。
刚上幼儿园时，因为我头发不好，妈妈给我剃了光头。老师让新入园的小朋友排队，男孩一队，女孩一队。我乖乖地站到了女孩队里。老师走过，一把把我拉到男孩队中。我又蹭回女孩队里。老师回来了，生气地说，“你这个小男孩，怎么总往女孩子队里钻？”我委屈地说，“老师，我是女孩...”老师又气又笑，一把把我抱了起来。
虽然我看似温柔敏感，但从青春期一直到现在，我身上也没有太多女孩的特质，比如爱打扮、爱撒娇、爱幻想。大多数时候，我喜欢低调的黑白灰蓝色系。中小学时我有活泼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沉寂下来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了，所以挚友也不多。遇到矛盾我虽然会克制情绪，但也很少懂得以柔克刚。我生活习惯上也比较自律，对待学业和事业也比较现实。
青春期后，父母也经常和我聊天，妈妈会关心我和谁做朋友；爸爸则是提建议和讲道理，而我听着。
而我的姥姥和奶奶，对我的影响，尤其是正面影响是至深的。她们都很温和、勤劳、独立、隐忍，有耐心。姥姥是个做唐装的裁缝，小时候我会坐在她的被窝里，她一步步教我穿针引线，做唐装的扣子；这些无疑锻炼了我的耐心和动手能力。而我的奶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有时甚至聊天到天亮。
姥姥和奶奶从不说教，然而一言一行于我都是潜移默化，春风细雨。
医生说，“Haveyouexperienceddomesticabuse?(你有经历过家庭暴力吗？)”
我笑了，“太有了。”我说，“我来自中国，家庭暴力在东亚国家是很普遍的。”
然而医生却没有笑。
像许许多多的小孩一样，我从小也是被体罚教育的。虽然长期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亚洲文化通常不把体罚归为家庭暴力，但是西方文化和法律里，家庭成员之间任何形式的肢体惩罚（比如拧，打，推，捶）和精神惩罚（比如威胁，侮辱，恐吓，贬低，无视/冷漠），都属于家庭暴力范畴。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因为做错事被妈妈拧大腿根，那是身体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的感觉。我大哭起来会整个脸和额头像过敏一样泛起红斑，而父母会呵斥我,“别哭了！”这时候我越想努力控制哭泣，越觉得喉咙像是在被抽打被拧紧，更加喘不过气来，更加止不住眼泪。
现在我的孩子在哭泣的时候，也会像我小时候一样满脸红斑，喉咙抽搐。这也许是遗传。而这个时候，我会紧紧抱住他，轻抚他的后背，仿佛抱住的是幼年时的那个自己。
幼儿园没结束，我就提前一年进入小学，上了学前班。入学后第一次考试，老师收完卷子，我才想起有道题做错了，还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考试的我跟老师说，“可以把那张纸还给我吗，我想改一下。”老师大笑，“你已经交了卷子，怎么还能再拿回去呢。”
这次考试我好像考了八十多分，回家后妈妈很生气，打了我。我完全不记得身体疼不疼，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很伤心很羞愧。我只是清晰地记得两位堂姐站在门口看我挨打时，她们脸上惊恐的表情。
但我也从此明白了一件事：考试考不好，是要挨打的。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渐渐成了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做作业，也一路顺利考上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
但是父母也极少因此夸奖我，似乎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当父母因亲友夸赞和羡慕他们有个“学习好的女儿”，而流露骄傲和虚荣的表情时，我的内心是厌恶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张被贴在墙上的奖状，那么光鲜，又那么无力，不能动弹。
还记得有一次小学生班级拔河比赛，我们班刚开始和对方势均力敌，但是渐渐落后，最终被拉倒了。我使了浑身力气，也无法阻挡向前倾斜的身体和滑动的脚底。回家后我非常气恼，边抱怨边把一本书扔在了地上。爸爸当即呵斥我，罚我去跪墙脚了。
我从此也明白了，随便发泄负面情绪，也是不被接受的。
我很少再跟父母提起自己的不愉快。当然他们对我的关心也主要在于我吃的如何，学习怎样，很少问我开不开心，做的事情喜不喜欢。
我的父母之间也有暴力行为，鉴于他们的隐私我不便多说。只是我记得自己经历的两三件事。
一次是晚上奶奶带我睡觉，爸爸酒后，妈妈深夜里敲奶奶后窗，哭着说她要回娘家。我非常害怕，很担心妈妈。
另一次仍是爸爸酒后，妈妈带着我离开家。冬天的深夜，我们俩来到火车站附近红灯区一个父母朋友开的小旅馆。漆黑的房间里我和妈妈一起缩在床上，我睁大眼睛不敢睡着，直到最后困意战胜了恐惧。
还有一次我小学时候，我偶然从父母枕头下翻到一封信。信里写着，“妈，我死后，你一定要......”我不是很明白这封信的意思，但又隐隐觉得不太对劲，于是默默地把信放了回去。后来我问了妈妈，她说她从来没见过那封信。
我长大之后，父母也常向我诉说对于彼此的不满和怨恨，这对于我来说十分痛苦。我很不解，两个人既然讨厌彼此，为什么不分开呢？
有一次和父母散步回家，走到家属院门口，爸爸问我，如果他俩离婚了，我怎么想。我说，如果你们两个开心，我支持。他说我还太小，想得太简单了。
其实我想说，是他们想得太复杂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碰巧查找了我前文提到的斯坦福女性精神健康中心主任Dr.Williams与合作者年发表的一篇论文(5)。论文里研究了儿童经历的不幸（如经受或目睹肢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如何在与精神健康相关的基因上留下一种长久的实实在在的印记（学术上称DNAmethylation/DNA甲基化）。而这些长久的印记，在儿童长大成人后如何与了她患孕晚期抑郁症的风险相关。
我查找了文献，发现已经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儿童时期的不幸，增加了之后患各种精神疾病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医生要问病人童年如何，是否经历过家庭暴力。
父母打骂孩子，丈夫打骂妻子，即使是在现在的很多地方，还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行为。这根本上反映的是双方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相比身体的印记，受害者一方的精神上的创伤往往并不明显。但现在科学研究实则表明了，这些行为会在人的DNA上留在确凿的痕迹，为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家庭关系埋下长久的、巨大的隐患。
我内心深处对体罚和应试教育十分反对，曾经也怨恨过我的父母对我的严格要求。但我也明白，他们自己年轻时也有着无比艰难的时刻和挣扎；他们在他们当时所接受过的传统教育、和自己的个性与能力范围内，已经给了我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最好的的教育条件和经济条件。
如果没有他们的严格要求，也许我不会上好的大学。然而，要上好的大学，是否真的必须要牺牲孩子的精神健康和与父母的亲密关系？我想，并不是的。遗憾的是，并没有人真正告诉过他们，该如何正确地教育和引导孩子。
对于我自己的下一代，我绝不会再以暴力方式去养育他们。我只希望孩子能快乐地长大。
学习成绩的好坏只是成长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相比学习成绩，如何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发掘自我持续的兴趣和热情、提高情绪感知和管理能力，以及保持健康的体魄，会是我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