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历经了经济复兴、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结构调整和稳定发展等时期，产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导到以重工业为主导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成功完成了升级。在此过程中，日本*府审时度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实行了不同的金融支持*策。
～年(经济复兴期)
二战后，日本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百废待兴，工业体系处于瘫痪状态，金融体系也基本上是勉强维系。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府实行以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为重点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工业建设周期一般较长，所需投资规模庞大，而当时的日本金融资源贫乏，民间的资本积累水平非常低。
年，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只有不到12%，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在20世纪50年代大约在30%～35%之间，不仅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约60%)，也低于同期欧美国家的水平。显然，只依靠自有资本进行设备投资，将会极大地制约重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因此，为有效解决重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问题，日本*府积极打造良好的外部融资渠道，通过建立各类*策性金融机构，使其承担起为重点产业服务的主要职能，从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促进重化工业优先发展。
～年间，日本先后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北海道开发金融公库、国民医疗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策性金融机构。
这些机构分布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产业，并在各自特定的领域按*府预设的*策目标进行经营活动，从事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经营或不愿涉足的金融业务，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成为促进重化工产业振兴的关键因素。日本煤炭、钢铁、机械零部件等重点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截至年，第一产业占名义GDP的比重是12.8%，第二产业占比是40.8%，第三产业占比是46.4%，基本完成了重工业化进程。
～年(高速增长期)
年，日本*府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为了配合这一计划，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日本不断完善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结构，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策措施。
一是着力推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年以前，在日本金融体系中，*府控制的*策性金融机构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年以后，*府开始着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的产业融资开始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年，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占全国银行业总额的比重约为65%～70%。
二是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府重点发展的重工业，并向这些重点产业投放了大量的低息贷款，这些企业因此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三是形成了专业化银行体制。各类性质的专业性银行分工明确，各自服务的对象和从事的业务种类都有严格的分工，这就确保了日本能够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点产业中，从而调节和优化产业结构。
四是隔离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为了充分发挥利率管制及业务管制的作用，*府制定了一系列外汇管理措施，将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进行隔离。*府通过这些管制措施，使稀缺的外汇资金被投入到重点产业。五是*府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使得存贷利差扩大，有效维持了银行业的稳定收益，从而推动了银行业的稳定发展。
在金融业的大力支持下，日本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年间，日本重化工业对名义GDP的贡献率上升近%。年，第一产业占名义GDP比重大幅下降到5.4%，第二产业占比提高至41.3%，第三产业占比为53.4%。
～年(低速增长期)
石油危机前1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3%，而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增速快速下降，危机后10年的年均增长率降为3.6%。在此期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日元对外不断升值，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而原有的金融结构也受到巨大冲击。
为激发经济活力，日本*府加大了对计算机等电子产业的*策扶持，对这类企业从研究开发、生产试验、销售推广直至出口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而原有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需要，国际上要求日本*府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实行了促进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直接金融发展的金融*策。
企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从以银行信贷为主逐渐转向了债券、股票和保险等。年，日本金融机构以间接融资方式向企业提供的贷款占到80%，到了年，这一比重下降到55%。金融结构的优化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年，日本第一产业占名义GDP的比重继续下降为3．0%，第二产业占比降为34．9%，而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为62%。
～0年(结构调整期)
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而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使日本经济遭受极大冲击。为继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缓解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加大了对电子等出口行业的扶持力度。～年，日本电气机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其他制造业高出大约15个百分点。
同时，不断涌现出多样化的新兴成长型产业，信息通讯、软件开发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尽管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且其预期增长率较高，但其发展初期，业绩不稳定，财务不透明，加之不具备合格的担保条件，往往很难从银行业获得融资，只能求助于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较为灵活的融资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府并未根据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力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而是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策。从年1月到年2月，日本连续5次降低基准利率，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了2．5%。过度扩张的货币*策造成了大量的过剩资金。
在实体经济缺乏有效投资机会下，这些过剩资金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股价和房价大幅上涨，当企业发现投资股市和楼市比投资实体经济能赚取更多利润时，便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了投机活动中，如此恶性循环。到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同时崩盘，造成大量呆账、坏账，几乎所有银行和企业都出现巨额亏损。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与金融不稳定导致的泡沫破裂同期进行。由于日本*府实施的国际化战略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这更增强了日本金融和经济的脆弱性，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受到了阻碍。
0年至今(稳定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通过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保持了以高技术支撑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占名义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左右。在第三产业内部，面向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长期受*府保护的金融保险业、信息通讯业、运输业等行业稳定成长，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日本*府充分汲取了上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教训，围绕着银行业职能的恢复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开始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银行信贷占名义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资本市场占名义GDP的比例不断上升。
单纯的“银行业集中”向“银行”与“市场”互为融合、进而向资本市场回归的结构方向转型，被称为“市场型间接金融”，即在保留原有间接金融的基础上，吸收直接金融的优势而形成的金融结构。这一转变为日本新兴产业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融资渠道，提高了经济活力。
总体来说，战后日本一直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策和相适应的金融*策，综合运用*府与市场的力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产业占名义GDP的比重从年的19.2%降到年的1．4%;第二产业的占比从年的33．7%降到年的29%，第三产业占比由年的47%升到年的69．9%。
具体到产业内部，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动力。从从业人员构成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从年的41．3%下降到年的3．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从年的24．9%降到年的24．5%，第三从业人员占比从年的33．8%上升到年的70．6%。三次产业间从业人员构成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名义GDP构成比重的变化保持高度一致。